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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师打好文化基础 1913年春，毛泽东考入五年制的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当时学校条件较差，没有阅览室和图书杂志，毛泽东每天必到学校里悬挂当天报纸的地方看几十分钟，周末常到湖南图书馆看书，到朋友处借书。 第二年春天，第四师范合并到湖南第一师范。一师图书馆藏书丰富，对师生开放，借阅时间不限，报刊开架阅览。毛泽东阅读的书籍，从先秦诸子到明清时代思想家的著作无不涉猎，从二十四史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从《昭明文选》到《韩昌黎全集》，从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到本省的县志，他都认真地研读。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部分，包括人格修养和智慧，都对青年毛泽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来到长沙以后，毛泽东就养成了阅读报纸杂志的习惯，阅读得最多的是北京、上海和湖南的报纸，到1927年上井冈山为止，他从来没有中断过，购书费用占了他生活中很大一部分支出。在师范学校读书的几年，包括学费在内他一共花了160元，其中三分之一用来购买报纸。此外，他还时常在报摊购买书籍和杂志。 “不动笔墨不读书”是徐特立常说的一句话，毛泽东非常推崇这种读书方法。毛泽东在一师时积攒了许多读书笔记，后来送回韶山存放。1929年，国民党军阀何键派人到韶山抄他的家，族人听到风声，就把它们连同毛泽东存放的书报和信札一起烧掉了。他幼年时的塾师冒险从火堆里抢出两册教科书和一个笔记本。幸存的这个笔记本，包括手抄的《离骚》《九歌》和70多页《讲堂录》，是毛泽东1913年10月至12月的听课笔记和读书札记。 北京之行和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建立 “五四运动”前后，毛泽东曾两次前往北京。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和斯诺谈话，回忆起这段经历，深有感触地说：“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陈独秀对于我在这方面的兴趣也是很有帮助的。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1918年8月，为了组织新民学会会员和湖南学生赴法勤工俭学，毛泽东和萧子升、李维汉、罗章龙、熊光楚等24名青年联袂北上，这是他第一次来到北京。 要解决生活问题，同时又要满足读书求知的欲望，毛泽东通过杨昌济的介绍，认识了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在李大钊的安排下，他当了北大图书馆的一名书记。在北大图书馆，毛泽东每天的工作除了打扫之外，就是在第二阅览室登记新到的报刊和阅览者的姓名，管理15种中外报纸。 此后，毛泽东第二次来京，他利用北大图书馆读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毛泽东后来多次回忆，他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就是在这一时期确立的：“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 毛泽东所说的三本书，分别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著、恽代英翻译的《阶级争斗》和柯卡普著、李季翻译的《社会主义史》。第一次看了这三本书，“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