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华（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党建部，江西 南昌  330003）

摘要：建国六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国家领土完整与主权统一，披荆斩棘，呕心沥血，坚决维护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作出了足以彪炳史册的重要贡献。这些贡献主要表现在：成功收回了港澳主权，努力推动台湾与大陆的统一，坚决反对边疆民族分裂主义，妥善处理与邻国的边界争端。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四代领导集体；维护国家统一
    作者简介：王永华，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与党建教研部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当代中国史。

    现代国际法认为，在维护国家统一问题上，领土完整与主权统一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不可分割。从这个意义上讲，维护国家统一，既包括反对分裂主义，维护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也包括维护国家主权的完整性不受侵犯。基于此，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维护国家统一的斗争尽管纷繁复杂，但从全局上看，大致可以分为收主权、促统一、反分裂、息争端四个层次。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国家领土完整与主权统一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坚决维护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作出了足以彪炳史册的重要贡献。本文拟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对此进行一番历史考察，以纪念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九十年诞辰。
       一、收主权:成功解决港澳问题

    香港、澳门地区历来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两个地区长期和大陆分离是外国以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造成的。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和中国历届政府都曾为收复香港、澳门做出过努力，但都未能取得成功。新中国成立后，收复香港、澳门的主权，实现祖国的统一是历史赋予执政后的中国共产党的神圣使命。为了集中精力应对美国侵朝、侵台造成的对国家安全的威胁，也为了分化西方对新中国的包围和封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在港澳问题上始终保持低调，坚持“暂时不动”和“长期打算，充分利用”方针。
    建国前夕，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就在酝酿如何解决港澳问题了。毛泽东在西柏坡时曾对来华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说：急于解决香港、澳门问题没有多大意义，“相反，恐怕利用这两地的原来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些。”[1]1963年，中苏论战日趋激烈，美国共产党发表声明责难中共——“社会主义国家竟然容许殖民地存在”。在此情况下，中共被迫打破沉默，第一次对外公开阐述了关于港澳问题的基本原则和战略思考：“香港、澳门这类问题，属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问题……我们一贯主张，在条件成熟的时候，经过谈判和平解决，在未解决以前维护现状。”[2]相隔不久，毛泽东在会见索马里总理舍马克时指出：“香港，部分是割让的，部分是租的，租期是99年，还有36年才满期。这是特殊情况，我们暂时不准备动它。香港人就是我们中国人。香港是通商要道，如果我们控制它，对世界贸易、对我们对世界的贸易都不利。”[3]P584显而易见，对于香港和澳门采取和平过渡的方式，是出于对帝国主义斗争的需要而采取的权宜之计，而收回主权才是毛泽东实施这一政策的最终目的。中国政府和毛泽东从来没有承认帝国主义割占香港、澳门这一侵略行径的合法性。1972年3月10日，中国驻联合国代表黄华特别针对港澳地位问题向联合国殖民事务特别委员会致送了《备忘录》，重申港澳是中国的领土，在时机成熟时中国要解决这些问题，要求联合国将港澳剔除于殖民地名单之外。1974年5月25日，毛泽东会见来访的英国前首相、保守党领袖希思，在谈到香港的未来时，毛泽东和希思达成如下共识：“香港在1997年应该有一个平稳的交接。”[4]可见，毛泽东已经粗线条地勾勒出了香港回归的光明前景。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全面封锁新中国的情况下，通过坚持“暂时不动”和“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港澳问题处理方针，保持了香港澳门作为中国与外部世界相联系的“国际通道”与“窗口、了望台、气象台、桥头堡”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对促进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也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最终收回香港澳门主权奠定了基础。
    20世纪80年代初，在广泛听取港澳同胞和各界人士意见的基础上，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创造性地提出按照“一国两制”构想去解决港澳问题。
    早在1979年3月中英两国就香港问题举行正式会谈前，邓小平在接见港督麦理浩时表明了中国政府对香港问题的态度：“我们历来认为，香港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又有它的特殊地位，将来谈判解决香港问题时，前提是香港系中国的一部分。”[5]P1961982年9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来华访问时提出了“三个条约有效论”和“维持香港的繁荣稳定离不开英国”两个论点。邓小平明确指出：在主权问题上，中国没有回旋余地，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谈判的问题；香港的繁荣并不是必须在英国的管辖之下才能实现，保持香港繁荣，根本上取决于中国收回香港之后，在中国的管辖之下，实行适合于香港的政策。[6]P12-14中国在收复香港后行使驻军权，是国家主权的象征。1984年4月15日，针对英外交大臣杰弗里·豪关于“中国不要在香港驻军”的提议，邓小平强调：“我们派军队是为了维护维护国家的安全，而不是去干预香港的内部事务。”[6]P61同年邓小平在其他场合也谈到“在港驻军一条必须坚持，不能让步”[7]P972“没有驻军这个权力，还叫什么中国领土”[7]P978。在邓小平“一国两制”战略的指导下，中国所提出的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12条方针，主要包括1997年收回香港，资本主义制度50年不变，外交、国防由中央管理，1997年建立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港人治港等内容，成为中英双方谈判的基础，终于达成关于香港问题的协议。1984年12月19日，《中英联合声明》正式举行签字仪式，确定中国政府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英国届时把包括九龙、新界在内的整个香港地区交还中国。
    1984年中、英达成关于香港问题的协议之后，解决澳门问题的条件已经成熟。中、英联合声明发表后，1984年10月邓小平接见港澳同胞国庆观礼团时，提出了按照“一国两制、澳人治澳”的原则解决澳门问题的设想。1985年5月，邓小平在会见葡萄牙总统拉马略·埃亚内斯时表示：“中葡之间只存在一个澳门问题。这个问题在两国建交时已经达成谅解，只要双方友好协商，是不难解决的。”[7]P10441986年，中葡开始澳门问题的谈判，葡方强调中方应给澳门更多的过渡时间，至少不能少于香港的12年过渡期。邓小平则强调澳门问题“必须在本世纪内解决，不能把殖民主义尾巴拖到下一世纪”。[8]P1471987年4月13日，《中葡联合声明》正式举行签字仪式，确定中国政府将于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
    通过一系列“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1997年7月1日、1999年12月20日，中国先后正式恢复了对香港、澳门行使主权，这是以毛泽东、邓小平为核心的两代中共领导集体对中华民族做出的巨大贡献。
       二、促统一：努力解决台湾问题

    台湾问题的出现，有着复杂的历史和现实的因素，与国民党内战失败后盘踞台湾有关，也与外国势力的介入、干涉有关。台湾问题，实质上是中国的内政问题，是台湾与祖国大陆统一的问题。早日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是历史赋予中国共产党的神圣使命。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为之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
    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共的政策是武力解放台湾。1949年3月5日新华社发表题为《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的社论，首次提出“解放台湾”的口号。后来由于美国的介入与干涉，加上朝鲜战争的爆发，台湾问题复杂化，解放台湾的计划被迫搁置。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国共产党再次向全国人民提出解放台湾的任务，1954年9月人民解放军第一次炮击金门。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毛泽东将和平解放台湾作为解放台湾问题的主要方式提上日程。1955年4月，毛泽东在周恩来参加印尼万隆会议前指示：“可相机提出，在美国撤退台湾和台湾海峡的武装力量的前提下和平解决台湾的可能。”[9]万隆会议召开期间，周恩来发表声明，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和远东紧张局势问题，特别是缓和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由此促成了中美大使级会谈。1955年5月，周恩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上第一次公开提出：“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与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10]P631956年6月，毛泽东从国内经济建设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大局出发，在对台问题上提出了“和为贵”、“爱国一家”和“第三次国共合作”的主张。1958年10月6日，由毛泽东起草的以国防部长名义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中建议同台湾当局“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11]P440。1958年10月25日发表的《再告台湾同胞书》指出：“中国人的事只能由我们中国人自己来解决。一时难于解决，可从长商议。”[12] 1963年1月，周恩来进一步把对台政策归纳为“一纲四目”。“一纲”：台湾必须统一于中国。“四目”：台湾统一于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台湾之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悉委于蒋介石；台湾所有军政及经济建设一切费用不足之数，悉于中央政府拨付；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必俟条件成熟并尊重蒋的意见，协商决定后进行；双方互不派特务，不做破坏对方团结之举。[13]P881为了促进祖国和平统一，中国共产党做了大量具体而又极具影响的工作。比如，特赦国民党战争罪犯和武装特务人员，以缓和与台湾当局的关系；通过秘密渠道，同台湾当局保持接触，传递信息；争取寓居海外的国民党政府要员返回祖国大陆。两岸之间开始有了良性互动。1965年，国民党副总裁、台湾“副总统”陈诚逝世，遗嘱一不提“反共”，二不提“反攻”，且向蒋进言:对中共不能反潮流；不能为外国动用台湾兵力；不能信任美国；不能受日本愚弄。[14]但由于国内“文革”的爆发，对台工作的良好发展趋势中断了，此后两岸基本上是维持现状。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方向。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郑重宣布和平统一祖国的大政方针，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台方针政策的重大转变。1981年9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进一步阐述了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政策。1982年1月11日，邓小平接见美国华人协会主席李耀滋时说：“九条方针是以叶副主席的名义提出来的，实际上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15]P212第一次正式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新概念。为了防止台独势力和国际敌对势力分裂祖国，邓小平在主张中国用和平方式统一祖国时，坚持了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这一原则。1984年10月22日，他说:“我们坚持谋求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是始终没有放弃非和平方式的可能性，我们不能作这样的承诺。”[6]P87在邓小平“一国两制”构想的指导下，1982年12月五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其中第31条规定：“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这一条所载明的“设立特别行政区”，指的就是实行“一国两制”。“一国两制”载入宪法，上升为国家意志，并率先在香港、澳门问题上获得成功，对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具有积极的示范作用。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进一步实践“一国两制”方针，就祖国统一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继续推动两岸关系向前发展。1995年1月30日，江泽民发表了《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重要讲话，就发展两岸关系、推动祖国和平统一进程提出了八项主张：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实现和平统一的基础和前提；海峡两岸和平统一谈判可以分步骤进行；努力实现和平统一，但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大力发展两岸经济交流和合作；两岸同胞要共同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保护台湾同胞的一切正当权益；欢迎台湾各党派各界人士同我们交换有关两岸关系与和平统一的意见；双方领导人以适当身份互访。这“八项主张”是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解决台湾问题的纲领性文件。在江泽民这一正确思想指导下，大陆制定了一系列相应政策，不断缓和与发展两岸关系。1991年成立的海协会先后与台湾海基会进行了数十次会谈，其中1993年4月的第一次“汪辜会谈”签署了《汪辜会谈正式协议》等四项协议，两岸关系迈出了历史性的重要一步。2001年，金门、马祖与福建沿海地区的海上客、货运航线首次开通。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面对岛内政局和两岸关系的新形势，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与时俱进地推动祖国统一大业进程。2003年12月，胡锦涛在会见台资企业协会会长时提出：“只要是对台湾同胞来大陆投资经商、兴办实业有利的事情，只要是对两岸经济、科技和文化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有利的事情，只要是对两岸关系发展和祖国统一有利的事情，我们都会尽最大努力加以推动”。“三个只要有利于”奠定了新一届中央对台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在此基础上，2008年12月31日，胡锦涛就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再度提出六点意见：“恪守一个中国，增进政治互信；推进经济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弘扬中华文化，加强精神纽带；加强人员往来，扩大各界交流；维护国家主权，协商涉外事务；结束敌对状态，达成和平协议。”这“六点意见”是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共产党对台方针政策的战略性调整和对台工作理论的发展与重大的突破。在上述战略思想的指引下，2005年3月14日全国人大通过了《反分裂国家法》；大陆也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惠及广大台湾同胞的政策措施，两岸的经济合作继续加强，民间交流日益密切，两岸关系出现朝着和平稳定方向发展的良好势头。
    

   三、反分裂：妥善解决边疆民族问题

    历史上，中国是一个经历了多次分裂、融合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一些生活在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在文化、风俗、种族上与汉族不同，受中央政府管辖时间不长或者管辖不很严密，而且长期受帝国主义的破坏、挑拨，导致与汉族之间的矛盾比较严重，国家认同感相对弱化，在一定条件下容易形成威胁国家统一的分裂势力。新中国建立以来，在维护国家统一、反对民族分裂的理论与实践方面，中国共产党作出了重要贡献。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共领导集体高度重视多民族国家内各民族的大团结，要求减轻各族人民负担，消除民族隔阂，维护国家统一。1949年10月人民解放军进疆时，毛泽东指示王震，你们到新疆去的主要任务是为各族人民多办好事。毛泽东认为，“解决新疆问题的关键是我党和维吾尔族的紧密合作。”[16]P471950年8月23日毛泽东给西南局的电报中指出：“……期于十月占领昌都，这对于争取西藏政治变化及明年进军拉萨，是有利的。……如我军能于十月占领昌都，有可能促使西藏代表团来京谈判，求得和平解决。”[17]P475之所以希望和平解放新疆、西藏，是因为毛泽东认为“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18]在毛泽东这一正确思想指导下，新疆、西藏实现了和平解放，进行了社会民主改革与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培养了大批民族干部。驻守边疆部队1959年平息了西藏武装叛乱，50年代平息了新疆伊犁和南疆局部地区分裂暴乱，70年代初破获了“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使西藏、新疆分裂势力受到沉重的打击，此后相当长的时间内边疆没有大的分裂活动出现。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疆、西藏境内外分裂主义分子相互勾结，通过各种途径向境内进行分裂渗透，并策划制造多起骚乱事件，严重危害了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国家安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共领导集体，针对新疆、西藏的特殊情况和面临的特殊问题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如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与帮助新疆、西藏制定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特别是创新了党的民族团结政策。1981年8月邓小平到新疆视察时指出：“新疆稳定是大局，新疆一定要稳定，不稳定一切事情都办不成。不允许搞分裂，谁搞分裂就处理谁。”[19]P2481987年9月27日开始，西藏首府拉萨出现了以分裂祖国为目的，以烧杀抢砸为手段的骚乱事件，对此，邓小平郑重指出：“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不容否定，西藏独立不行，半独立不行，变相独立也不行。”[6]P257根据邓小平的这一系列指示精神，中央制定了一系列促进新疆、西藏稳定的措施。这以后的事实证明，邓小平关于在新疆、西藏强调稳定大局，反对民族分裂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进入90年代以来，新疆、西藏经济所取得的长足发展，也正是得益于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苏联解体，中亚五国独立引发的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的冲击，民族分裂主义和非法宗教活动成为影响我国西部边疆稳定的主要危险。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坚决反对民族分裂主义，维护我国边疆稳定。1998年7月，江泽民在新疆考察工作时强调：“对任何打着‘民族’、‘宗教’的旗号分裂祖国、破坏社会稳定的行为，只要一露头，就要坚决消除在萌芽状态。”[20]P283江泽民在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深刻分析西藏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现状的基础上明确指出：“西藏的稳定，涉及国家的稳定；西藏的发展，涉及国家的发展；西藏的安全，涉及国家的安全。”“决不能让西藏从祖国分裂出去，也决不能让西藏长期处于落后状态。”[21]P23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新疆、西藏等边疆民族地区反对民族分裂、维护祖国统一的斗争不断取得胜利，挫败了达赖集团“和平挺进西藏”、“不合作运动”、“全民公决”的图谋，粉碎了达赖集团借班禅转世之机祸藏乱教的阴谋，为党和国家的稳定大局作出了重大贡献。
    进入新世纪，针对近几年来反分裂斗争出现的新动向、新情况，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举维护国家统一的旗帜，在反对民族分裂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上做出了新的贡献。2009年8月，胡锦涛在考察新疆工作时要求各族干部群众做到：“坚持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不动摇，要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的思想，把维护新疆稳定作为当前新疆最重要最紧迫的任务，把促进改革发展同维护社会稳定有机结合起来，确保新疆社会大局稳定。”“坚定不移维护祖国统一，把爱祖国与爱民族、爱家乡统一起来，坚决同一切危害祖国统一的行为作斗争。”[22]在中央决策精神的指引下，国家完善了关于对口支援西藏、新疆的重要举措，确立了反分裂斗争的基本方针——“旗帜鲜明、针锋相对、主动治理、强基固本”“坚持标本兼治，重在治本”，广泛深入地开展了以反分裂斗争为主题的爱国主义教育，全面贯彻了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全面贯彻了党的民族政策，大力加强了经济、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巩固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特别是坚决抵制和打击了分裂势力的渗透，依法有效地处置了拉萨“3·14”事件和乌鲁木齐“7·5”事件，确保了西藏、新疆社会的和谐稳定。
    

   四、息争端：妥善处理与邻国的边界问题

    中国同14个国家接壤，陆地边界总长22000多公里，是世界上陆地边界线最长和邻国最多的国家，也是边界情况最复杂的国家之一。新中国成立之际，中国与陆上邻国的12条边界有的没有划定，有的虽划定但由于自然和人为的原因而形成一些争端。处理好与邻国的边界问题，有助于新中国发展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创造安定友好的周边环境，为此，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一直致力于妥善处理与邻国的边界问题。
    建国以来，个别周边国家妄图通过军事手段在毗邻中国的边境地区谋求地缘优势，并从战略上牵制、遏制中国。发生的较大的边界冲突主要有三次，即1962年的中印边界冲突、1969年的中苏边界冲突和1979年的中越边境冲突。对这些边界冲突，中国共产党立场坚定、态度鲜明、措施果断，坚持灵活务实的斗争策略和“有理、有利、有节”方针，注意控制冲突规模，既避免了冲突不断升级可能对全局造成的不良影响，又坚决维护了领土完整和国家尊严。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初期，毛泽东指示：“对印军的入侵，决不退让，力争避免流血；犬牙交错，长期武装共处。”[23]P617这一决定，还是准备以武装对峙的方式阻止印军入侵，尽可能不采取军事打击。在印度扩大侵略后，中央军委给毛泽东的报告中指出：“在中印边境西段，同印度的蚕食政策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毛泽东批示：“党、政、军、民，都是很好的，是天下无敌的。”[24]P15610月18日，毛泽东最后确定了对印军实施自卫反击作战的决策。中苏边境武装冲突后，1969年8月，周恩来在给毛泽东送审的一份命令稿中指出：“我们伟大祖国的边疆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保卫祖国是全国人民的神圣义务。……随时准备粉碎美帝、苏修的武装挑衅，防止它们突然袭击。”毛泽东批示：“照办。”[25]P59针对越南在中国边境的挑衅，1979年2月14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对越进行自卫反击、保卫边疆战斗的通知》中指出：“我们进行自卫反击的目的是求得我国边疆地区的和平和安定，以利于四个现代化的顺利进行。战斗的地区、时间和规模，都是极为有限的。”可见，中国共产党并不惧怕战争，以自卫手段坚决反抗侵略，保卫了国家安全和领土主权的完整。但是，中国使用武力不是为了谋求霸权，而是“为了维护国家的领土完整，是为了制止对方的侵略，并努力将局面恢复到冲突发生前的状态”[26]P24。
    对于有争议的边界问题，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本着互让互谅的精神，用谈判的方式与缅甸、尼泊尔等国家解决了边界问题。1954年12月，毛泽东在会见缅甸政府代表团时，就两国的边界问题指出：“我们应当想出各种办法来解决我们之间的问题，这样可以增加我们的互信。也许有些问题现在还不能解决，例如边界问题，不过将来是要解决的，可以留到以后解决。总之使双方的利益不受损害。”[27]P182-183中尼边界的划定也采取了照顾双方民族感情和国家利益的做法，对于有争议的珠穆朗玛峰，毛泽东向尼泊尔首相提议：“一半一半。山南边归你们，山北边归我们。”“如果解决不了，拖一拖也好。山很高，山可以保证我们边境的安全。你们不吃亏，我们也不吃亏。”[27]P389-397这表明，毛泽东在解决与邻国的边界问题时，能够立足现实，充分考虑和尊重双方利益。在这样的原则指导下，中国先后与缅甸、尼泊尔、蒙古、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国签订了边界条约或协定，从而正式划定了中国与这些国家的边界线。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有着密切的地缘联系，中国南海地区伸入东南亚，使中国同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等国在海上相接。由于历史的和人为的原因，迄今，与中国存在领土争议的主要有越南、菲律宾和日本等国，争议主要集中在南沙、西沙、钓鱼岛等地区。西沙和南沙群岛历来属于中国，1970年代以前，没有任何国家提出过异议。1970年代，随着这些地区石油资源的发现，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纷纷占领岛礁，对中国提出主权要求，印度尼西亚和文莱也相继非法宣布对南沙拥有主权。在处理中国同周边国家关于南沙、西沙群岛、钓鱼岛等领土争端的问题时，邓小平提出了“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日趋紧张的南中国海局势。
    在处理中国与周边国家陆地领土争端的问题时，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和平协商，互信互让”的新思路。邓小平强调：世界上的许多争端可用类似中国采用“一国两制”解决香港、澳门回归的方法解决，“否则始终顶着，僵持下去，总会爆发冲突，甚至武力冲突。” [6]P491979年2月，邓小平在接见印度外长瓦杰帕依时指出：“中印两国应该求同存异，世界问题可以通过友好协商，互谅互让，公平合理地一揽解决”。1998年10月，江泽民会见越南总理潘文凯时指出：“解决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双方要‘登高望远’，以两国关系大局为重，以只争朝夕的精神争取早日解决，把这两条和平、友好、稳定的边界带入21世纪。”2006年11月胡锦涛访问印度时，以“和平友好、平等协商、互相尊重、互相谅解”16字方针阐述了中方关于早日解决中印边界争端的立场。
    自20世纪90年代迄今，中国政府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及睦邻友好外交方针的指引下，采取灵活务实、互谅互让的和平谈判方式，经过不懈努力，逐步、稳妥地解决了与俄罗斯、老挝和越南以及新独立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国的边界问题。截至2004年底，中国已与12个邻国签订了边界条约或协定，划定的边界约占中国陆地边界线总长度的90%。新中国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与邻国的边界问题的举措，有利于中国创造一个稳定的周边环境，有利于中国集中精力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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