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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启蒙思想的灯塔照亮了西方。马克思说，资本主义创造的生产力比以前所有时期所创造的生产力的总和还要多。但源于西方的启蒙话语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却被迫中断了，封建母体并没有催生完整意义上的资本主义。资本的世界扩张使中国作为资本夺得全球市场的工具而经历了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历史，自由、平等、个人主义、民主、宪政下的法治这些基于启蒙思想成果的核心政治价值，在失去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前提下只能随风飘逝、望洋兴叹。在中国面临被列强肢解的命运中，救亡的主题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担当构成了中国启蒙的核心。 考察启蒙以及现代化在中国的命运，不能服从主观思想的外部反思。思想的有效性与社会发展的演进规律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因为问题的产生与时代的实际呼声深切相关。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有其历史逻辑的规定性，把握了这一历史逻辑，才能深刻理解中国现代化的命运。如果不是落入西方启蒙话语发生与发展的思维框架，或以西方的经验作为衡量中国道路的历史尺度，就应该承认，思考启蒙的问题，没有什么比“启蒙与中国的命运”这一议题更为重要。对这个问题的分析与解答，不仅关系到怎么理解西方的启蒙思想以及近代以来中国启蒙的问题，也关系到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评价问题、中国共产党在启蒙中的历史作用问题，更关系到如何在对超越启蒙中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问题。 一、中国启蒙的问题解析 围绕何为启蒙、近代知识分子与启蒙、启蒙与反启蒙、启蒙与现代性等问题的讨论，不应作为一种“纯理论”的“实验室”式的研究，而要把近代以来的中国的启蒙放入到思想史和现实的双重维度，尤其是放到历史的境遇中去加以思考。我们需要清楚三个核心问题：何为中国意义上启蒙？对于近代中国而言，启蒙与救亡究竟是何种关系？当代中国应如何批判性地面对启蒙的思想遗产？ 康德曾指出，启蒙“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这意味着，启蒙的思想实质就是人类理性的自觉，即从蒙昧走向文明，从对上帝的信仰走向对人类自身理性的信仰。在这个意义上，启蒙的核心和重点在于倡导个体的自由与解放。这种源自西方的启蒙，其最大的成就在于，在对宗教的批判和反思中，把人从宗教的精神奴役之中解放了出来，实现了个体理性的自我张扬，从而彰显了人的个性和主体性。基于对启蒙思想的继承、批判与超越，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提出：“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 启蒙所倡导的那些激励人心的口号，之所以在短时间内赢得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向往，其根本原因在于，处在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历史进程中的近代中国需要这样的理论。但是，以辛亥革命为代表的近代早期启蒙之所以未彻底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其根本的原因在于，在没有认清中西方历史境遇的前提下，试图“移植”西方的启蒙模式，却并未深刻洞察到中国的世情和国情。这就决定了，我们应该在重点分析西方启蒙的基础上，对中国意义的启蒙的前提、具体的路径和未来的目标作出新的探索。 信仰与理性的冲突是文艺复兴以来西方启蒙的核心矛盾。当学者们倡导“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的时候，其背后的深层含义是，人应该回归人自身，即黑格尔所说的：“人应该尊敬他自己，并应自视能配得上最高尚的东西。”因而，在近代西方启蒙哲学家的视阈中，个人的权利和自由才是启蒙的最终目标。而对近代中国而言，其实也面临着类似于西方的问题，只不过要克服的对象不是基督教，而是统治中国数千年的传统儒家思想，是在破解思想统治的过程中实现个体的自由与解放。因此，启蒙思想一进入中国就受到深深禁锢在思想牢笼中的中国人的欢迎。但是，由于西方列强依仗作为工业革命成果的船坚炮利，使中国在频频遭受侵略中丧失了部分主权，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因此对于中国而言，救亡是时代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也构成启蒙能否实现其思想价值的前提。在救亡中实现启蒙的时代逻辑，决定了中西方启蒙的路径、任务、目标，其所倚重的主体力量等必然是不同的。 在中国，救亡与启蒙经历着共时态的历史语境。换句话说，近代中国既要实现救亡，又要实现启蒙，启蒙与救亡共时态的存在，显然是由当时中国的时代环境所造成的。 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标志着中国已丧失完整性的主权。正如马克思所言：“随着鸦片日益成为中国人的统治者，皇帝及其周围墨守成规的大官们也就日益丧失自己的统治权。历史好像是首先要麻醉这个国家的人民，然后才能把他们从世代相传的愚昧状态中唤醒似的。”自此以后，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中国被逐步纳入西方帝国主义的版图。在国家沦为西方殖民地的境遇下，谈论个人的自由与解放，对于此时的中国人来说，无疑缺少政治前提。同样，把中国纳入殖民地盘的西方侵略者，并不想让中国真正进入西方意义上的“启蒙”议程。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征服与掠夺。处在西方殖民掠夺中的中国除非实现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自强，否则根本无法实现人民民主和自由的宏伟目标，所谓的个体权利和自由也只能是空中楼阁。 中国人自主探索的启蒙之路，其核心的主题是：中国向何处去？对于这个问题，最具代表性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人对于个体自由和国家富强的关系问题的思考。 中华民族发展的一切前提是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离开这个前提，任何发展都只能是空谈。对于近代的中国而言，启蒙与主权国家的建立紧密相关。但作为侵略者的西方国家，并不愿意中国实现民族的独立和富强，他们唯一想造成的事实是，让中国始终成为他们的殖民地，成为原料的供应地和产品的销售地。这也就决定了如果按照西方所指定的路线图，中国的启蒙顶多只是西方启蒙的“翻版和复制”。在这个意义上，对近代中国而言，不是不要直接实现启蒙的目标，而是缺乏实现西方意义上的启蒙的历史机遇，因此，中国的启蒙必然和救亡紧密相关。 虽然在深层的意义上，知识精英注意到了中国需要启蒙的客观性和必然性，但由于其自身的局限性，他们无法真正跳出“救亡与启蒙”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因此，在真实面对当时中国的问题时，就只能按照西方启蒙的逻辑和框架来打量中国的社会现实。在我们看来，对于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而言，启蒙在本质上就是现代化，就是通过新旧民主革命实现国家主权，从而为民族解放和人民自由开辟道路和确立政治前提。 二、启蒙与近代中国的历史选择 依据近代中国的历史逻辑，中国的启蒙将以何种思想为指导？将由谁来主导？将选择走怎样的道路？这些构成我们思考的又一重大理论问题。其可以简单的概括为：指导思想、领导力量和道路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近代中国启蒙的过程实则也就是指导思想、道路和领导力量的选择过程，就是各种思想交锋，诸多道路选择和领导力量博弈的过程。 近代中国的启蒙，大致经历了从科学技术启蒙到政治文化制度启蒙，再到思想启蒙。如前分析，对于近代的中国而言，启蒙的任务并不是单纯的以西方之思想“启”中国之“蒙”，而是通过民族救亡运动，实现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以此来促使人的独立自由和解放。在这一过程中，选择何种思想作为指导思想——是以中国传统思想，还是以西方理论，抑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问题成为争议的焦点。历史已经证明，对于近代中国而言，选择何种思想作为实现启蒙的指导思想，必然取决于当时“国家的需要”。 在当时的时代境遇下，基于对封建主义的痛恨和旧的制度文化的厌恶，尤其是清王朝的统治被推翻和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想传入以后，以中国传统文化来救亡图存的思路很快就被否决和扫地出门。虽然也经历了诸如“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这样的讨论，但很快其声势就在新思潮的涌动中偃旗息鼓，“中国传统文化不能救国”几乎成为共识。在此之后，争论的焦点问题迅疾转变为：在中西文明的对话中选择何种西方思想理论作为指导思想，来实现中华民族的富强和复兴的问题。 近代以来，传入中国的西方思想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可谓纷繁杂呈，各种思潮涌动并产生激烈的交锋。但是，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内部，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解也纷繁杂呈：“除了科学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之外，还有空想社会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修正主义、新村主义、泛劳动主义、工读主义以及合作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社会的无政府主义、团体的无政府主义，等等，都打着‘社会主义’旗号，蜂拥而来。”这反映出当时中国社会现状之复杂。正是在社会动荡不安、革命风起云涌的历史背景下，以“研究国学、保存国粹”、抵制“全盘欧化”为主旨的国粹主义，以“反对包括政府在内的一切统治和权威，提倡个体之间的自助和个体的平等、自由”为理想的无政府主义，以倡导“阶级斗争”、号召通过革命斗争来推翻资本主义，实现人类自由和解放，实现共产主义为目标的社会主义，竞相登上历史的舞台。 客观来讲，上述三种思潮的蓬勃兴起，并不是国人的一时心血来潮，而是顺应时代和整个社会期待的结果。但是，为何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社会主义思潮能在思想的交锋中胜出，并成为推动近代中国启蒙的指导思想，成为指导中国革命的主导思想和时代的最强音，根本原因在于，不论是保守主义还是自由主义都不能适应当时的世情和国情，无法满足中国人民通过革命斗争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人民自由的需要，而马克思主义却能做到这点，自然在历史的选择中脱颖而出。 指导思想与社会道路的选择是一致的。而历史和现实也告诉我们，只有适合中国实际和国情的道路才是最佳道路。在近代启蒙的过程中，对于道路的选择大致表现为以下三种：一是主张以改良的方式来建立“君主立宪”制的国家的道路；二是主张通过西方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模式来推行议会制的资本主义道路；三是主张通过革命的方式，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道路。中国人民对上述三种道路并不是一开始就有了清醒的认识，而是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通过比较、鉴别才逐渐有了初步判断和最终的选择。 鸦片战争之后，逐渐走向衰落的清王朝中的有识之士意识到，如果不进行变革，其自身的统治势必将受到威胁。为此，一批思想开放的贤达人士开始了对中国道路的新探索，他们主张在经济上发展民族工商业；在文化上兴办学校，学习西方的先进思想，尤其是自然科学知识；在政治上，主张在保留清朝世袭统治的基础上，实行君主立宪的资本主义制度。但事实却表明，这种“不伤筋骨”的对封建统治的“修修补补”并不能挽救民族危亡，更不能救人民于水火。 不同于保守派所倡导的“君主立宪”的道路，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倡导，必须以照搬西方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模式，推行宪政和民主的资本主义道路，这也是当时先进知识分子所倡导的道路。在他们看来，破解中国的问题，救民族以危亡必须彻底实现政治制度的变革，必须建立起一个以“三权分立”为核心理念和框架的政治制度。那么，这一道路能走下去吗？事实证明，很难。原因在于，它没有考虑到中国依然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没有最大限度地调动起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尤其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积极性，更没有认清西方侵略者的本质。因此，归于失败是历史之必然。 改良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没有做到的，马克思主义者做到了。“在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国里……求得国家的富强，多少年来多少人做过这种梦，但是一概幻灭了。”唯独中国共产党人认清了这点。中国的富强必须借助于马克思主义，必须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它重新点燃了人们追求自由和解放的梦想和激情。邓小平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人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中国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人民是不是也能站起来，中国是不是也能翻身？让我们看看历史吧。国民党搞了二十几年，中国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证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是不能成功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的毛泽东思想，走自己的道路，也就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把中国革命搞成功了。”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近代的启蒙与救亡的过程中选择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是中国人民的选择和历史的必然。 与此同时，农民、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作为近代中国的几个主要的社会阶级，究竟谁能成为近代中国启蒙的领导力量，同样成为当时的热点问题。 面对民族的危亡，近代知识分子最先觉醒，并以理论的方式实现了对中国国家命运的关注。然而，实践证明，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虽然能够推动思想的启蒙，但是一旦遇到实践的革命，其实力显然受到制约。其中的主要原因在于，在西方的启蒙话语主导下的中国知识分子无法真正有效地接近社会底层的广大群众，也无法发动这一最为主要的革命力量投身革命。正如历史学家黄仁宇所言：“过去的中国近百年史，过于注重上层结构，很少涉及低层。”这点在中国寻求救亡的过程中表现的尤其突出。不论是辛亥革命，还是五四运动，虽然都大大地推进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但是其存在的根本缺陷在于，没有发动群众，更没有调动群众参与社会历史变革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因此，凡是由知识分子所倡导的启蒙，只能演变为一曲悲壮的史诗。由此观之，这种由知识精英所倡导的启蒙显然只能做到“小部分人的觉醒”，而无法唤醒“广大的群众”，因而失败在所难免。 由此导致的结果必然是，启蒙走上了精英主义的路线。“知识精英以民众的监护人自居，是一种反启蒙心态。之所以是一种反启蒙心态，是因为知识精英们自以为从西方接受了一整套的启蒙口号和价值观念，就掌握了绝对真理，就有资格成为民众的启发者和新时代的圣人。”但结果是，知识分子却为群众所不屑，最终只能成为革命的一份子，却不能成为革命的主导力量。 后来的历史实践也证明，任何一种企图简单地依靠知识分子，走一条由知识精英引导的而缺乏群众基础的启蒙之路的想法，都不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同样，若一味地只是简单指望群众自我的觉醒，并认为能够由此实现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想法，亦不是一种科学客观的态度。那种企图通过“史学界革命”、“学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来发动启蒙并实现民族独立的想法只能是高在云端的幻想。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共产党却具备了当时知识分子所缺乏的东西。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客观充分地认清了中国处在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压迫下的国情，把启蒙不是简单理解为思想的启蒙，而是理解为通过国家和民族的救亡来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实现个体自由和解放的革命运动。同时，中国共产党最大限度地团结了广大人民群众。中国共产党把启蒙不是简单视为一部分人的事业，而是看作以其为核心的全体中国人的事业。因此，不论是在战略上倡导“农村包围城市”、“建立革命根据地”，还是在措施上主张“建设最为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推行土地革命”等，都是使得其最大限度地团结了广大人民群众。从而使得推翻“三座大山”的任务不再成为一己之使命，而成为全体中国人追求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和人民解放、自由幸福的目标。 三、启蒙仍是未竟的事业 明确了启蒙不是简单按照西方模式和思想路径进行的现代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个人解放和自由、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启蒙的任务就自然完成了呢？在我们看来，只要中国尚未进入完全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成熟阶段，我们依然走在启蒙的路上。 较之于1840年的中国，当代中国已经实现了完全意义上的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但是，我们并没有实现完全意义上的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因而，启蒙所追求的个体的解放、自由和幸福也尚值得期待。在这个意义上，对于当代中国来说，依然需要启蒙，需要在超越西方启蒙的基础上将启蒙继续推向前进。 当摩西·门德尔松认为，“一个民族的启蒙乃是取决于知识的分量”的时候，他没有认识到道路的选择更为根本。道路关乎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和人民的幸福。在近代中国的启蒙中，正因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明智地选择了社会主义的道路，我们才最终实现了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才有了人民的当家作主。因此，对于当代中国的启蒙而言，超越西方意义的启蒙，继续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启蒙之路走下去无疑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倘若沿着精英主义的路子思考问题，将启蒙的知识“高悬”于人民头顶，深陷于高深的概念体系和抽象的思维框架，而对迫切的现实问题无所触动，也就无益于中国问题的解决。因此，历史的启示在于，真正引导近代中国启蒙的是，有这样一批人，他们能够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先进思想和先进文化以及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能够找到救国的真理，并将其转化为伟大的认识工具。毛泽东深刻地总结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1840年以来的中国历史也证明，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实践相结合，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马克思主义的力量。因此，在当代中国的启蒙中，应该也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现代化实践结合起来，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来推动当代中国的启蒙。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当代中国的启蒙，较之于近代中国的启蒙，其所处的历史境遇、时代背景、历史条件均已发生了巨大的变迁。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其宏伟目标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现代化，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振兴伟大的中华民族，并在这一过程中推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崭新的制度形态丰富人类的文明。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已经开辟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启蒙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历史哲学家维科（又译维柯）在《新科学》中曾指出：“民政社会的世界确实是由人类创造出来的，所以它的原则必然要从我们自己的人类心灵各种变化中就可以找到。任何人只要就这一点进行思索，就不能不感到惊讶，过去哲学家们竟倾全力去研究自然世界，这个自然界既然是由上帝创造的，那就只有上帝才知道；过去哲学家们竟忽视对各民族世界或民政世界的研究，而这个民政世界既然是由人类创造的，人类就应该希望能认识它。”维科的这一主张吹响了近代西方启蒙的号角，同时也唤醒了人类对于自身理性的认知，因为它表明，历史是由人类自身创造的，而不是由神创造的，人类能够认识并创造自己的理想生活。近代中国的启蒙事实上也证明了这一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不加限制地来张扬人的理性，使其狂妄到极致。杜维明就告诫人们：“现代生态环保的困境和战争的问题，乃至世界上发生的贫富不均，还有各种的国际化造成的反全球化运动，使大家觉得——不仅仅是我们，还有西方的杰出知识分子，都认为启蒙所代表的启蒙理性，没有办法带领人类走过21世纪。”应该说，他只说对了一半，另一半是：如果我们能够超越西方意义的启蒙，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坚持集体主义精神，我们就能完全超越西方的启蒙，就能带领人类“走过21世纪”。 要真正实现上述的目标，在我们看来，关键在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不动摇，即不走僵化封闭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要走改革开放的新路。我们需要在总结本国经验的基础上，在与世界文明对话的过程中，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内涵，不断挑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内容，由此才能在时代和历史的变迁中，走出一条属于中国人自己的启蒙之路。西方式的启蒙已经不再值得我们留恋，超越西方意义的启蒙势在必行。 作者简介：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研究生、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辑李潇潇；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辑、哲学博士王海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