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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思衡自忖：自己渴望变革的性格里，是不是也有太公董健吾的基因？就像他们在上海的脚步，隔着时光，重叠呼应。这是城市见证过的脉络，也是一个家庭的百年史。 命运有时就是这么神奇。 比如，青年钢琴家宋思衡2002年第一次出国就去了法国。在踏上巴黎的瞬间，他一下子想到的，是自己的太公董健吾在1936年安排的一次特殊的旅法之行。 那次，董健吾送了三个孩子去法国，其中一个是董健吾的儿子、即宋思衡的外公董寿琪；还有两位，则是毛岸英、毛岸青。半年后，岸英、岸青转赴苏联，而董寿琪则回到上海。 这半年法国生活留给董寿琪的一个纪念品，是一支当地产的万花筒。童年时代，宋思衡经常在外公家把玩这支万花筒。那个时候，他从未奢望自己有一天也能去法国。但冥冥之中，家族前辈的身影，却留给他一个意味深长的呼应。 北京西路 意想不到的秘密据点 董健吾(1891～1970)，原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 这位被称为“红色牧师”的中共秘密党员，在上海的脚印，从青浦一直到万航渡路，又从北京西路到江宁路。 这位出生于青浦的年轻人，在考取圣约翰大学后，思想倾向进步。在他的带头下，位于今万航渡路的圣约翰大学降下美国旗，升起中国旗。由此一来，他与本来非常赏识他的美籍校长卜舫济决裂。离校后，他在上海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与成都北路交界处的圣彼得教堂担任牧师。但牧师身份只是他的掩护，事实上，早在1928年，他就秘密参加中国共产党，同年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特科从事情报工作。 在其子董云飞的一份口述回忆中，父亲董健吾把圣彼得教堂建设成一个安全的秘密据点。 “本来教堂有一扇边门直通隔壁的教堂附属医院广仁医院。为增加通道，并使之更便捷、更隐蔽，经过一番苦心琢磨，父亲又设计出两处正门外的新出入口。一处在教堂东首一个很不起眼的地方隔出一个小间，小间打通教堂大墙而造成的一扇门，可以直通外间的街道，另一扇门内通大堂，这个小间以后被称为‘靠街间’。另一处在教堂西北面。教堂租下了墙外一套民居，教堂破墙开出的门就是这套民居的后门，而它的前门外面就是一条民居小弄堂。这样，一旦遇到紧急情况，除正门外还有3处出口可以迅速而隐蔽地疏散人员。父亲为陈赓和周恩来配制了进出靠街间房门的钥匙。根据秘密工作的需要，地下党为教堂派来了‘佣人’、‘花匠’等工作人员。” 董健吾的这份缜密心思，和对上海复杂地形的谙熟于心，在1929年惩处叛徒白鑫时又一次发挥作用。根据要求，董健吾精心测算了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路）巡捕房至上海特别市党部常务委员范争波家所在地（今淮海中路和合坊43号）的最短时间，详察周围地形、进退路线、隐蔽点，将所画地图交给了陈赓。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