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遵义会议前，毛泽东在博古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下，处于被排斥，受压抑，才能不得发挥的逆境。遵义会议后，情况完全变了。改组后的中央政治局由张闻天主持工作，他注意发扬民主作风，充分讨论问题，对毛泽东的意见充分尊重，对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才能充分肯定，加上周恩来等人的鼎力支持，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在党和红军的重大决策中起了关键作用，开始成为党中央领导的实际核心。遵义会议对毛泽东而言有特殊的意义——他实现了个人政治生涯的成功“逆袭”，这一切是怎样一步步实现的呢？ 三次重要的准备会议 通道会议：解决红军行军路线问题，纠正王明错误路线的开端 1934年11月底，红军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主力由出发时的8万6千余人锐减为3万多人。蒋介石为阻截红军与湘西的红二、六军团会合，调集重兵在绥宁、城步、武冈一线张网以待，准备围歼向湘西转移的红军。形势十分危急。 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湘西南通道县召开非常会议，讨论红军行军路线问题和战略方针问题，会议由周恩来主持。在通道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参加了会议，共产国际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及有关人员列席会议。李德首先发言，“是否可以让那些在平行线上追击我们的或向西面战略要地急赶的周部和其他敌军超过我们，我们自己在他们背后转向北方，与二、六军团建立联系。我们依靠二军团的根据地，再加上贺龙和肖克的部队，就可以在广阔的地域向敌人进攻，并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创建一大片苏区。”（李德：《中国纪事（1932-1939）》第124-125页） 对此意见，毛泽东给予了坚决反对。在会上他讲述了红军必须西进贵州，避实就虚，寻求机动，在川黔边创建新根据地的主张。时任李德翻译的伍修权回忆说，“部队前进到湘西通道地区时，得到情报说，蒋介石已知道我们的意图是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正在我们前进方向布置了五倍于我的强大兵力，形成了一个大口袋等着我们去钻。面对这一严重情况，李德竟然坚持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订计划，把已经遭到惨重伤亡的三万红军，朝十几万强敌的虎口里送。如果按照这个意见办，中央红军可能会全军覆没。在这危急关头，毛泽东同志向中央政治局提出，部队应该放弃原订计划，改变战略方向，立即转向西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一定不能再往北走了。毛泽东同志西进贵州的主张，得到多数同志的赞同，中央迫于形势，只得接受了这一正确建议。”（《遵义会议文献》第113页） 会议最终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形成了红军进军贵州的统一意见，并将战略方针问题放在以后再议。12月13日，根据通道会议决定，中央军委电令红一方面军各军团和直属各部：“迅速脱离桂敌，西入贵州，寻求动机，以便转入北上。”中央红军暂时脱离险境。 黎平会议：改变红军战略方针，为遵义会议奠定基础 在通道会议上，虽然博古也同意毛泽东西进贵州的意见，但他在战略上仍主张到贵州后再“折入黔东”，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为了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政治局大多数同志要求再次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目前中央红军的战略方针和作战方案，解决通道会议上未能解决的问题。 1934年12月18日，在周恩来的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在黎平东街红军总部驻地——二郎坡胡荣顺店馆内召开会议。会议围绕中央红军战略方针的中心议题，展开了激烈辩论。毛泽东等根据敌情变化的客观情况，按照当时红军自身的实际，提出必须放弃中央原订的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战略方针，改为在川黔边，最初以遵义为中心创建新苏区的战略方针，并提出了相应的军事路线、战略战术原则和作战方案等。博古、李德等人不顾实际情况的变化，违反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军事路线和战略战术原则，仍顽固地坚持他们主观制订的原战略方针和行军路线。 政治局多数同志赞成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说：“从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这时李德主张折入黔东。这也是非常错误的，是要陷入蒋介石的罗网。毛主席主张到川黔边建立川黔根据地。”（《遵义会议文献》第64页）最后，周恩来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组织原则，主持会议通过了毛泽东的建议。李德因争论失败而大怒。会议还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 黎平会议采纳了毛泽东的决战防御路线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思想，使红军行军作战逐步由过去的被动变为主动。它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创造了前提条件，奠定了可靠基础。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央红军在黎平地域进行了休整，使红军战斗力大大增强。他们甩掉了单纯防御路线的框框套套，按照毛泽东的战略战术原则，放开手脚灵活机动地走路打仗，消灭敌人。从黎平到遵义的行军路上，痛快淋漓地消灭敌人，兴高采烈地行军，仅用10余天时间就打到了遵义地域，把蒋介石几十万围追堵截的重兵甩在湘西和黔东铜仁地区。 猴场会议：取消李德的军事指挥权，保证党中央对红军的绝对领导权。 根据黎平会议的决定，中央红军准备抢渡乌江，向黔北地区挺进。但行军途中，博古、李德仍未认识到自己在军事路线上的错误，因此，与毛泽东等人的争论仍在持续。 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瓮安县境内的猴场附近宋家湾村召开会议。会上经过激烈争论，采纳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多数同志的正确意见，重申了要坚决执行黎平会议决定的新战略方针，最后，作出了《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以下简称《猴场会议决定》）。其中，《猴场会议决定》指出：“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上作报告。”这就保证了党中央对红军的绝对领导权。周恩来说：“经过不断斗争，在遵义会议前夜，就排除了李德，不让李德指挥作战，这样就开好了遵义会议。”（《遵义会议文献》第66页） 党中央通过通道、黎平、猴场这三次政治局会议，不但解决了行军路线和战略战术问题，更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做好了思想上、理论上、军事上和组织上的充分准备。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被张闻天、周恩来等多数同志逐渐接受和认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进一步得到批判。此时此刻，毛泽东的才能获得了更多人的认可，处境大为改观，他发挥智慧和才干的大幕才徐徐拉开，遵义会议的召开也日益临近。 遵义会议的召开 1935年1月7日，红军全面控制了遵义新、老城；1月9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随红军军委纵队进入遵义城。其时，蒋介石得到报告说红军进驻遵义地区后方向不明，便令“追剿军”第二纵队周浑元部在乌江南岸对遵义方向警戒。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城红军总司令部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朱德、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有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有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还有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军事顾问李德，时任李德的翻译伍修权等20人。 会议开始后，博古首先代表党中央作了《关于五次“围剿”总结报告》。他在报告中，对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作了一些检查，但主要还是强调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是客观原因造成的。 随后，周恩来作了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在副报告中，他除了总结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主要是军事领导上犯了单纯防御路线错误外，对他自己作为“三人团”成员，直接参与军事指挥应负一定的直接责任作了自我批评。同时，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所犯的严重错误，进行了严肃地揭露和批评，并支持毛泽东对博古、李德的瞎指挥的批评。周恩来在遵义会议后改组中央时，与博古有一次长谈讲到，“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失败，说明中国革命的源泉在农村，必须走农民战争道路。这以后，我就在考虑，我们党必须找一个熟悉农村革命的人当统帅。你和我都是做具体业务的人，不合适做领袖、当统帅。毛泽东很擅长农民运动，他经过井冈山斗争，总结出打游击战、运动战的经验，很适合驾驭目前的战争。从红军长征开始，我就在想办法让他尽快回到军事领导岗位上来。黎平会议上，他有理有据地驳倒了李德的错误主张，使我下决心要尽快‘去李换毛’。我深信，以他的才能，一定能率领中央红军走出困境。所以在遵义会议上我力主他进入政治局常委，参与军事领导。”（转引自石仲泉：《毛泽东在遵义会议是怎样成为领导核心的》） 张闻天在发言中，代表毛泽东和王稼祥作了反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称为《毛张王提纲》），比较系统地批判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受到与会者的一致赞同和好评。 毛泽东在随后的发言中，结合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的事实批判了“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全面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并指出博古、李德犯了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和转移中的逃跑主义等错误。在批评博古时毛泽东指出,军事领导上实行错误的战略战术，才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造成红军长征初期的严重损失。他批评李德不懂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不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出发,“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也要吃饭,还要睡觉；也不问走的是山路、平原还是河道，只知道在总部草拟的略图上一划，限定时间赶到打仗，这样哪能打胜仗？这完全是瞎指挥！”（《张耀祠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毛泽东还具体分析了李德在战略战术上的错误。他的发言得到了与会者绝大多数同志的赞同。 会议持续了三天，与会同志又分别发表了意见，进行了激烈讨论。最终，会议作出四项决定：“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章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遵义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于1月17日顺利闭幕。“扩大会完毕后，中常委即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实际指出，毛泽东在遵义会议进入中常委后，最初既不是党的总负责人，也不是军事指挥的最后决策者。 但遵义会议实际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对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纠正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单纯防御军事路线对党中央的统治，取消了王明错误路线执行者博古、李德在军事上对党中央的领导权和对红军的指挥权。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三人合作草拟的《毛张王提纲》和他们会议上的发言，得到与会绝大多数同志的支持，说明毛泽东创造的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政治路线在党的领导集体中逐渐占据主导，而毛泽东本人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也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展现得淋漓尽致，逐渐成为党中央领导的实际核心。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从此翻开新的一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