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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君臣肯花如此之大的功夫去读《资治通鉴》呢？从《资治通鉴》的命名便可以清楚，这是一部政治、历史教科书。对中国人而言，以史为鉴，不仅是古老的传统，并且是便捷易懂的途径。与王安石共同发动熙丰变法的宋神宗，很理解《资治通鉴》之于政治的重要性。前引徐应龙等人的奏疏援引了神宗御制序文中的几句话：“天人相与之际，休咎庶证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规摹利害之效，良将之方略，循吏之教条，于是悉备。”神宗认为，从天人之间的互动报应、善恶盛衰的本原，到施政的效果、军事乃至行政的借鉴，《资治通鉴》无所不包。为宁宗讲读的士大夫们进一步阐述了《资治通鉴》的意义：“其闻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或关宸听，有悟圣心，涣发玉音，动与理会。”所载史实，正确的可以效法，错误的引以为戒，可以启悟君主，使之言行与天理相应。奏疏中的“动与理会”，对“理”的强调，很显然反映了庆元党禁之后勃兴的道学在经筵的浸透。 对于《资治通鉴》的意义，为《资治通鉴》作注的宋末元初胡三省有更高层次的认识，他说：“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通鉴》不特记治乱之迹而已，至于礼乐、历数、天文、地理、尤致其详。读者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明贺复征编《文章辨体汇选》卷二八六《新注资治通鉴序》）按胡三省说法，《资治通鉴》不仅是教科书，更是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 南宋通鉴学大盛，有袁枢改编的《通鉴纪事本末》，有朱熹改编的《通鉴纲目》，更有众多的仿作、续作，如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刘时举的《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等等。可见，胡三省的归纳其实是反映了南宋人的普遍认知。正是由于有这样的认知，宁宗君臣才在经筵坚持了19年的阅读。 从奏疏还可以了解到一个有趣的事实，宁宗君臣的经筵阅读，并非逐字逐句的阅读，而是稍稍做了一些有意的节略，“东西魏、陈、隋及五季渎乱之事，有旨不读”。宁宗在未读之前，怎么会知道这些章节记有“渎乱之事”？无疑是应讲读侍臣的请求而下旨的。因为侍臣讲读之前事先需要认真备课。其时觉得这些章节“皇帝不宜”，所以才提出不读的请求的。由此可见，用什么内容做教材，如何教育君主，参与经筵的士大夫们是有着缜密心思和明确目的的。 对三百万言的19年阅读，宁宗很有成就感，不仅同意宣付史馆流芳后世，还大张宴席，款待陪伴他一同阅读的讲读官和相关人员。《玉牒初草》卷上在四月己未条载：“以经筵进读《资治通鉴》终篇，赐宰执、讲读、修注官等燕于秘书省。” 从宁宗即位之始，士大夫们便通过经筵的方式，用《资治通鉴》给这位已经27岁的新皇帝上课，并且一上就上了19年。其间，士大夫政治经历了韩侂胄和史弥远主政。思想文化领域则经历了庆元党禁和开禁，从此道学成为弱势王朝的精神支撑。后继的皇帝继承先皇的衣钵，大力提倡，还获得了颇有褒奖意味的理宗庙号。 除了上述君臣花费19年时光读完《资治通鉴》的奏疏，仅有两年记事的《玉牒初草》，在卷下的嘉定十二年（1219）还有一些涉及《资治通鉴》的文字： （二月）癸卯，徐应龙因进读奏云：“前读《资治通鉴》所载仇士良事，陛下能记之否？”上曰：“士良归老，语其徒云，天子不可令闲暇，暇必观书，见儒臣则纳谏，智深虑远，吾属恩薄而权轻矣。”应龙云：“陛下能记此，天下幸甚。” 读了19年《通鉴》，不是读过就算了。老师不时还要抽查提问考试，看皇帝读过的内容忘记了没有？侍读官徐应龙提的这个问题很重要。 在宋代的士大夫们看来，作为教科书《资治通鉴》实在是太重要了。在《玉牒初草》嘉定十二年九月我们看到了君臣共读《资治通鉴》的记载： 乙巳，徐应龙进读《通鉴》，至吴起为将，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分劳苦。卒有病疽者，起为吮之。应龙奏曰：“昔之将帅，与士卒同甘苦，得其死力。今之将帅，事掊尅而不恤士，欲其临危效命，得乎？惟陛下严戒饬之。” （作者为日本学习院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四川大学讲座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