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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诺德汤因比认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是挑战和反应产生的结果，所以人类最早的文明，都出现于自然条件较差地区。 依照这种理论解释框架，以思想性和知识性为特征的学术文化，在江南温软的土地上产生和发展，应该是一件艰难的事情。从个体生存的小生态环境来看，这个地区易于为生，以至使人产生了对自然环境的自然顺应感和深度倚赖感，“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自然思想的悄然滋生，应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 江南地区优越的自然条件，孕育产生了顺应自然的泛神论思想；生活资料的易得，使伦理的教诲让位于审美的观照；再加上山、水、林、沼的阻隔，族群之间缺少交往与竞争，以家庭为单位的社会长期处在自足封闭、闲暇少争的自然状态之中，文明的发展呈现出“杂花生树”式的自然生发景象，与北方文明“百川东到海”式的大一统场面明显不同。可以说，江南文明是以“质有趋灵”的诗性存在方式，标举以自然为中心的诗性观念，进入中国人的精神版图的。由于江南地区文明发展不存在北方文明中食物链可能断裂之类的严重危机，因而也不会像北方文明那样由于应对严峻挑战而导致的智慧的早熟。江南地区文明缺乏这种“断乳”条件，因此在文化思想上更多的是对原始诗性智慧的自然延承与发展，习惯于个体情感自然呈现这种诗性表达方式，而不是采用认识论的态度。 与孔子同时的季札是江南学术人物的先行者，他的身上表现出与北方各学术流派不同的思想向度。首先，就是他的朴素的自然观，以及从中流露出的泛神论思想。季札的长子不幸早亡，季札在埋葬他时，“其坎深不至于泉，其敛以时服”。在北方看来，这几乎是薄葬，与死者的贵族地位毫不相称。原因何在，季札在唁词中给予说明：“骨肉复归于土，命也。若魂气，则无不亡也，无不之也。”视死如归，归于物质，不迷信来世，自然通达，却又相信灵魂不灭，万物有灵，眷念于今生，满怀着深情。其次，就是发自内心的自然深情。季札在交聘中原时路过徐国，徐君爱其佩剑，待季札周游回来时徐君已死。季札特地前往拜墓，并拔剑相赠，言及“我心许之矣，今死而不进，是欺心也，爱剑伪心，廉者不为也”。这种源自自然本心的真挚情感，跨越了生死的鸿沟，超越了普通的伦理准则。东晋南朝士人风度实滥觞于此，这是江南学术文化里一直蕴藏着的宝贵传承。 与春秋战国时期学术思想解放仅仅发生在北方文化圈不同，魏晋南北朝时期学术思想解放发生在北方文化圈，而鼎盛于江南文化圈。我还想特别作一说明的是，对北方文化来说，这是一种新的质变，如同佛学进入中土；对江南文化来说，这种变化只是发展阶段上的飞跃，因为是北方文化的河流大规模地汇入了江南文化的河道。正是因为玄学、佛学进入江南，与江南本土的道教风云际会，才致使江南新的文化精神产生。“溟涨无端倪，虚舟有超脱。”这种新的文化精神深深地依托于江南道教。 饱历乱世的永嘉士族来到江南时，不仅失去了传统的物质、文化根基，甚至已经失去了思想信仰的支撑。但是，无论是抱残守缺的传统儒学，还是“贵无”的新兴玄学，甚至是追求“出世与超脱”的佛学，都在与江南道教的乱世遭逢中，找到了新的生发点。如前所述，江南人的信仰带有明显的泛神论色彩，这种泛神论意识是道教产生与传播的思想基础。孙吴政权建立后，随着孙吴集团的信仰与倡导，道教发展由自发转为自觉，并进入了主流意识形态。 当然，道教作为一种普世的宗教，其信仰对象是超自然的神灵，且多神论的松散形式，也容易与追求“出世与超脱”的佛学找到共鸣。就这样，由于整个时代失去思想信仰（或曰信仰多元化），也由于江南学术文化自身的包容性，促使道教、玄学、佛学等思想在同一时代中并列局面开始形成，并在并列发展中逐渐远离了具体的世俗，亲近于自然山水与清虚的玄理，形成了以“澄怀观道”为中心的诗性哲学。名士们也由西晋末的对伦理政治近乎粗鄙的怪诞，转变为东晋南朝时“居易而以求其志”式的“不竞”之风，“玄礼双修”的优雅风度中包含着一种以自然为中心的崭新的诗性文化精神。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就记录了这种诗性文化精神。 江南地区各种学术思想的风云际会，不仅促进了江南学术思想的发展与飞跃，还在哲学与艺术方面催生出具有中国特色的自然美学思想。诗性江南成为中国人心中的乐土。 江南是实学的发源地。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等学术大家，学术研究贴近生产、生活实际，有利于国计民生、安邦治国。江南学术的职业化也是从顾炎武开始的。 江南学术的职业化作为一个新兴事物，其中既有异族逼迫的因素，更是学术繁荣的结果。但如果我们仔细研究就会发现，由于明朝的灭亡和清朝的文化钳制，导致了江南学术界既有的“怀疑”精神的发展：从对空竦的宋明理学的反动开始，沿着汉代古文经学、今文经学的逆时针发展方向不断向前探究，直至先秦诸子乃至原始儒学。学术群体大量涌现，“一代学术几为江浙皖所独占”。在这不断地怀疑与否定、证实与证伪之中，一种奇异的现象产生了：学者们逐渐抛弃了曾经苦苦追求的致用的义理，转而眷顾于过去的知识本身，学术方法也由诗性的玄思转为实事求是的考证，走向实证主义的“朴学”。江南学术的职业化，使学术逐渐远离了政治和实际生活，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地位；学术群体的形成，也有利于学术争鸣的开展。清代江南学术流派纷呈，主要有以惠栋为代表的吴派、以戴震为代表的皖派、以庄存与为代表的常州学派和以阮元为代表的扬州学派。此外，江南学术世家的大量涌现，也是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 随着清末国门被打开，西方学术思潮开始涌入，“国故”逐渐由置疑的对象转为“整理”的对象、“革命”的对象，儒学也尽失“建制”，变成了“游魂”。由于经济地理等原因（1840年上海开埠），江南地区受冲击最大，也得风气之先。诸多江南学人走出国门，或自觉接受海外思想，以“博通古今”的国学功底，力求“学贯中西”，涌现出一批大师级的人物，为中国现代学术的确立作出了很大的贡献。王国维作为中国现代学术开山人物之一，陈寅恪是这样评价他的学术内容和治学方法的：“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其中，自然切用、兼收并蓄、善于怀疑发见的江南学术传统与精神是一以贯之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