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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新夏:让学术回归民众

http://www.newdu.com 2017-09-06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 张春海 吴文康 参加讨论

    (原文标题:来新夏:九旬“老骥”犹“出枥”)
    【核心提示】谈到书写学术随笔的缘由与体会,90余岁的来先生表示,应当将学术成果通俗化,在公众层面传播学术。这种学术随笔沟通了学术与公众,起到了推广学术的作用。“我们读了一辈子书,学术从哪里来?来自于公众。民众养育了学者,当后者学术小有所成,应当以知识回敬民众、反哺百姓。所以,我要回归民众。另外,旧的学术文章我写了不少,大家希望我改改笔调,写点老百姓能接受的文章,使学术走向通俗化。”
    
    冬日午后,记者走入位于南开大学北村的书房,90余岁的来新夏先生端坐在电脑旁,一篇稿件已完成。
    头发皓白,神情静穆中带着几分平淡,先生给人的印象是严肃、安静,像是在沉思,谈起师友或趣事,才会淡然一笑,此时,令人觉得几许阳光在室内飘洒。
    他告诉记者,“我70多岁学用电脑,动机说来可笑,是预计到日后自己用毛笔、钢笔写字会颤抖;而点键盘,尽管手指会颤,但不会出错。”
    寄身邃谷 纵横三学
    邃谷,是来新夏先生的书斋名。这是一间朝北的书房,室名为启功先生亲笔题写,老师的书法对他是一种无言的鞭策。房间本就狭小,从过道开始,书籍占满墙壁。卧室也被书刊盘踞,确如幽邃的深谷。
    书房同时也是客厅,除了来客的座位和电脑桌外,便是几盆绿色植物,勉强有下脚之处。在这间书房,来新夏先生轻敲电脑,笔耕不辍。
    在后辈看来,他做了别人三辈子的事情。历史学、方志学、图书文献学,他的多部著作都是国内首部,被列为后辈必读的参考书或指定教材,故有“纵横三学”之说。他本人对此却不赞同,认为其中不乏赞誉、期望、鼓励:“不过都是别人那么说,实际并非如此。这些事是我该做的,不足道。后学对前辈不要过于迷信。我不过是略知一二、粗窥门径,知道学问该怎么做,至于学问做到什么程度,很难说。”
    他毕业于辅仁大学,曾受教于陈垣、余嘉锡、启功、柴德赓等先生。后来,又在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范文澜先生指导下攻读近代史研究生。他是国内首位完成北洋军阀史专著的学者。“我进入北洋军阀史研究纯属偶然,此前历史研究只到清代为止,近代史研究只有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等寥寥几部,没有北洋军阀史的专著。”他的北洋军阀研究从整理原始档案开始,当时研究室收缴了100多麻袋北洋旧档,当纷乱的原始档案落出麻袋,尘土飞扬,非常呛人,而仅有的防护工具是工作服和口罩。1957年,他出版《北洋军阀史略》,后经逐步修改、完善,写出《北洋军阀史稿》;最终“积五十年之功”写成《北洋军阀史》,结束了北洋军阀研究无通史的局面。他还爬梳史料,主编了《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
    研究北洋军阀这批“坏人”还曾被当作他的罪状。他说,这些将研究北洋军阀当作罪状的人不懂辩证法:没有坏人,哪有好人。他强调,不能以“坏人”简单地概括历史人物:“这牵涉到我对历史的基本看法之一,判断历史人物有两个标准:首先,一个人做了前人未做的事情,即做了在其所处的时代应做的事情;其次,不以其功掩其过,也不以其过没其功。”
    他还完成了一个历时数十年的“长跑项目”。2011年,在韦力、李国庆等人的帮助下,他集数十年功力的《书目答问汇补》出版。该书从20世纪40年代策划,60年代着手,21世纪初成书,中间时断时续,历时约60年。此外,他还编撰了《清经世文选编》、《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等书。
    学者当以知识反哺百姓
    晚年,来新夏先生迎来了一生中唯一的“辉煌时期”,先后担任南开大学图书馆馆长、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图书馆学系主任等,他的诸多作品都诞生于这个迟到的黄金时期。在历史学家等身份之外,近年来他又以“随笔作家”的身份闻名,出版了10多部学术随笔,不仅获得学术同道的好评,也赢得了普通读者的赞誉与喜爱。有朋辈称其为“衰年变法”,他欣然接受。
    他认为,应当将学术成果通俗化,在公众层面传播学术。这种学术随笔沟通了学术与公众,起到了推广学术的作用。
    “我们读了一辈子书,学术从哪里来?来自于公众。民众养育了学者,当后者学术小有所成,应当以知识回敬民众、反哺百姓。所以,我要回归民众。另外,旧的学术文章我写了不少,大家希望我改改笔调,写点老百姓能接受的文章,使学术走向通俗化。”他这样表达书写学术随笔的缘由与体会。
    为老师整理讲稿的“老学生”
    “陈垣校长”是辅仁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的毕业生对历史学家、教育家陈垣的尊称。在他们心目中,陈垣先生是“永远的校长”。
    “陈垣校长的大部分课我都听过,虽然他是校长,但是他承担的教学任务与普通教师是一样的。”虽然已九秩高龄,来新夏这位“老学生”还对陈垣校长《中国史学名著评论》的课程讲稿进行了增补、核对。即将出版的这部书,收录了来新夏先生的听课笔记。对此,他说道:“《陈垣全集》出版之后,还在继续补充,如将当时讲稿与我们课堂记录对照。当时所用的文辞等与今天差别较大,现在的读者接受、消化可能存在困难,所以要加上注释、说明等。在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郭预衡去世之后,我可能是听过陈垣校长课的最后一个学生了。这是一个老学生对于发扬老师之学应尽的责任。”
    此外,他还关注个人文集的编选工作,该书总字数或达960万。一摞捆扎整齐的稿子放在地上,足有10多厘米高。他说,这是全部稿子的三分之一。
    他从来没想过编自己的文集。这部文集由他的学生、南开大学教授徐建华倡议、组织并担任主编,但来新夏先生仍表示,稿子集齐之后,他要自己通读、修改一遍。
    对于学术的未来,他充满期望:“你们年轻一辈太幸福了,你们应该出现大师。如果在事业上无成的话,真是愧对人生。”他以四句话与青年共勉:立足于勤,持之以韧,植根于博,专乎其精。
    记者告辞后,先生又回到书房,投身工作。记者当即想到,他有本自选集名为“出枥集”,真是“老骥出枥,志在万里”。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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