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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钱钟书先生在回绝一位读了他的书之后想要登门拜访的读者时说：如果你吃了一只鸡蛋觉得味美，何必要认识那只下蛋的鸡呢？对于单独的个体来说，受其惠确实不必识其人，个人也有选择不被认识的自由。而且，在“是否应该被认识”之外，还有“是否能够被正确认识”的问题，司马迁就曾谈到过自己对张良的想象破灭的例子：“余以为其人计魁梧奇伟，至见其图，状貌如妇人好女。”可见识人之难。 相对于个体的人，国家没有选择是否应该被外界认识的自由，而且是否能够被充分正确认识的问题更具有难度，有关国家形象与特质的误读时常发生。中国就一直存在着这种被认识的困境，不但“中国”这一概念的所指对象难以做几千年一贯的定义，就连中国的具体形象，在各国各界之人的眼中与笔下，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在随处可见“中国制造”、中国公民遍布世界的当下，中国似乎也表现出一种强烈的被认识、被“准确”描述的需求。 谈到历史上中国在域外的形象，我们很容易马上想到影像中的那些样子：一个个拖着小辫子做苦役的“猪仔”，或是阴险狡诈、作恶多端的“傅满洲”博士，以及手持双节棍的李小龙等形象。如果算上卡通形象，那还有花木兰和功夫熊猫等。这些被夸张处理或凭空想象出的形象一度代表了中国，若仔细翻看欧美人士对中国的认识，我们会发现，他们印象中的中国形象远不只如此。 史景迁选择了48个对中国进行描述与研究的文本，他以观测者的姿态呈现种种文本的产生机制及其特色，而不是简单地重绘一幅中国的图景 美国学者史景迁在《大汗之国：西方眼中的中国》一书中，对西方所认识的中国形象做了较为全面的梳理。他的考察范围上起1253年传教士威廉·鲁伯克出使和林时所做的记录，下至20世纪下半叶卡尔维诺创造的文本《看不见的城市》，共选择了48个对中国进行描述与研究的文本，每个文本都表现出其独特的个性，而他则将这些个性化的认识展现出来，并略作解说。 有趣的是，史景迁并未在书中给我们描绘出一个明确或肯定性的中国形象，他旨在呈现种种文本的产生机制及其特色，而不是简单地重绘一幅中国的图景。为此，他使用了“观测”一词，作为这些对中国的描述与研究的统称。在他看来，“观测”代表了观测者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对其所认定的中国进行主体感受，因此本身就并非对中国的真实描述。但他并不认为这种非真实的描述就应被贴上错误的标签而打入另册，相反， 正因为观测者主体认识的存在，才让他们的描述文本极具个性，成为能够被他人接受的、对中国做出的一种解释。他提出，“观察者借观看预期的目的地而发现自己”，正是对这种观测行为的最好诠释。 在导论中，史景迁特别提出，“观测”一词本身也有着多重含义，既包括航海中的瞭望观察，也包括射击前的定位，还可理解为赌博中的出千行为，甚至可以作为叹气的代名词。这一说明，也用词语释义的形式告诉我们对中国进行描述的行为本身含有多重性质，不能简单地视为理性的认识与客观的分析，而是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目的下由不同具有前见的人有意为之的事情。通过这种暗喻式的解说，他几乎已经将他对这些观测文本的看法和盘托出——只有复原这些观测产生的背景，做出观测的目的以及观测者自身的前见，对观测的评估以及再解释才成为可能。 史景迁认为，与其母国文化进行比较，是西方人认识中国惯常的做法，用自己文化圈的概念来表述他者，以实现圈内的顺畅交流，这有时只能以曲解他者形象为代价 书中为我们展现了西方人在认识中国时惯常使用的两种做法：与其母国文化进行比较，或从中国的现实中归纳某一时期中国的特色。前一种做法是葡萄牙人派瑞在16世纪所写的一份关于中国的报告中开始使用的，当时他使用比较的方法来说明中国法律的弹性特色；后一种方式则从马可·波罗时代就已开始使用，讲述的多是西方未有的“中国特色”。两种做法的区别仅在于表现形式，因为第二种方式虽然未有明确的比较法，但还是将西方的现实作为默认的参照系。 面对异质文明时，特别是这种文明不易直接用自己所熟悉的逻辑来解释时，用比较来凸显差异，由差异来确定这种异质文明的特色，是一种自然的做法。这种描述方式，并非只应用于西方人看待中国时。近代中国的留洋学生容闳等人回乡时，对家乡人讲述自己在外修习之学业，就概括地以考秀才、考举人来解说。曾经有论者认为留学生们的这种表述方式是他们对自己留洋经历的不认同，其实不然，在一个文化圈之内，只有用其所熟悉的概念和表述方式才能让对话者理解自己的行为，为了实现顺畅交流，有时只能以曲解为代价。 对史景迁而言，中国是观测的对象，也是文化刺激与回应的案例 对西方而言，中国是一个魅力与危险并存的神秘国度，至少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这种意识普遍存在。中国受到西方的关注度极高，这和它的历史、文明特色与区域地位关系密切。然而，西方对中国的观测结果在世界其他地方也并非不会出现，甚至中国人的自我认识也会出现众说纷纭的情况。中国学者葛兆光近年来所做的“从周边看中国”的工作，以及梳理“中国”这一国家认同观念的著作《宅兹中国》，可视为《大汗之国》的同类作品，它们分别从西方世界、东亚世界和中国内部来观测、审视中国，若将三者做横向的比较，我们看到的中国会更加立体。 史景迁在概括《大汗之国》的立意时说：“这不只是一本关于中国的书，更是一本关于文化刺激与回应的书。”对他而言，中国是观测的对象，也是文化刺激与回应的案例；对我们来说，中国却不只是观测者建构的文化形象和学术研究的个案，还是我们所在文明的渊源，宅兹中国，信哉斯言。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