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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把当代公共生活中的文明建设，寄托于对古代“礼仪之邦”的文化自信，这个思路也许本来就错了。 前些天，有一篇微信公号文章《礼仪之邦的中国人为何国外不受待见？》在朋友圈传播。有朋友在转发时只加了三个字按语：“自封的。”这使我产生了一些感慨和思考。 礼仪之邦，肯定不是自封的。但我们应当思考的是：为什么古有礼仪，今无文明？皇家有礼仪，百姓无文明？我们有没有想过：礼仪是干什么用的？文明是干什么用的？在这个意义上，我国丰厚悠久的“礼仪”资源，也许并不是“文明”资源。 我把上面的这一段话也作为上面那篇文章的按语在朋友圈发布之后，有朋友在后面跟帖说：“倒想听你说说，礼仪是干什么用的，文明是干什么用的。” 我回复说：“文明是在平等的人之间产生的；礼仪是在不平等的人之间产生的。文明是解决普通人、平等的人之间如何相处的；而礼仪则是解决不普通的人、不平等的人之间如何相处的。” 我回复说：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心中意识到一个命题：礼仪并不是文明。 先说文明。 我对于“文明是解决普通人如何相处的”想法，其实是产生于我在中青报时写的评论。 在1997年6月12日发表在《中国青年报》“生活周刊”的文章《文明是一件晚礼服吗》中，我写道：“我相信文明总是关于生存的，一种关于生存的理智；我相信文明总是关于生活的，特别是关于普通的、不同的人如何在一起生活的。” 在1997年8月的一篇文章《文明是一种生活理智》一文中，我以在狭窄的道路上超车造成拥堵的情境为例，写道：“文明，就是这样失去标准的——它首先失去的是聪明和‘傻’的标准，其次才是道德标准。”、“文明是一种理智，一种生活的理智。就像人类的其他精神创造一样，它不仅意味着道德，意味着牺牲，也意味着智慧和效率。” 在这个意义上，文明是一种秩序，它是平等的人之间的秩序。 能够看出，我实际上是从功利主义伦理学的角度来阐述文明的社会效用的。当时中宣部安排媒体做“文明”的宣传，我所在的报纸也为此做了专题。作为评论员，我不愿意从过高、过虚的角度谈“文明”，而宁愿从“喻之以利”的角度来谈。这与意识形态并无明显的冲突。尽管“功利主义”在我们这个道德国家里从来并不是一个什么好词儿。 下面说“礼仪”是怎么一回事。 我认为：礼仪也是一种秩序，但它是在不平等的人之间的秩序，从历史资源的角度上看，它主要用来彰显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和距离。并且通过这种差异和距离实现社会和国家的治理。 《史记•礼书》写道：“人道经纬万端，规矩无所不贯，诱进以仁义，束缚以刑罚，故德厚者位尊，禄重者宠荣，所以一总海内而整齐万民也。……是以君臣朝廷尊卑贵贱之序，下及黎庶车舆衣服宫室饮食嫁娶丧祭之分，事有宜适，物有节文。” 这一段话，阐发了“礼”的社会功能，突出的是秩序——也就是差异。 在该文中，司马迁继续阐述道：“礼由人起。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忿，忿而无度量则争，争则乱。先王恶其乱，故制礼义而养人之欲。……故礼者养也。” 然而，“礼”的作用当然并不主要是满足人的欲望，而是节制人的欲望：“君子既得其养，又好其辨也。所谓者，贵贱有等，长少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也。” 显然，在司马迁看来，“礼”，就像道德、法律一样，是一种社会治理手段。它主要通过强化车舆、衣服、宫室、饮食、嫁娶、丧祭等外在的“尊卑贵贱”的等级差异，使人们各安其“分”。它强化的是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差异，而不是人的平等。 在这个意义上司马迁述及礼仪的沿革：“至秦有天下，悉内六国礼仪，采择其善，虽不合圣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济济，依古以来，至于高祖，光有四海，叔孙通颇有所增益减损，大抵皆袭秦故。” 由此可见，中国礼仪之邦的说法，实际上更多的是政治体系之中的等级差异，核心是“尊君抑臣”——与普通百姓关系不大，而不是人与人之间相处的文明。 下面就说说司马迁在《史记•礼书》中提到的叔孙通。 叔孙通本是秦朝的儒者，“待诏博士”。陈胜起义的消息传到宫中，博士诸生三十余人朝廷建议“急发兵击之”，引发秦二世大皇帝大怒。而叔孙通上前说道：“今天天下太平，哪有人敢造反。这只不过是鼠窃狗盗的小毛贼，何足挂齿！”秦二世这才转怒为喜，把那些说有人造反的诸生关进监狱，而赏赐叔孙通，拜为博士。叔孙通出宫之后，诸生责问：“先生为何说这种言不由衷的讨好话？”叔孙通回答：“你们不知道，我差点逃不出虎口。” 《史记》在叔孙通仕宦秦朝的经历中选择了这个细节，用来表现此公深谙进退保身的世故。 改朝换代之后，因为汉高祖在马上得天下，不喜欢儒生。叔孙通也并不得志。但专制皇权终有用到他的一天。 刘邦君臣，起自阎闾，多年征战，彼此之间本来就没有什么规矩。打下天下以后依然如故，前朝那些礼仪也都一概废去。《史记》记载，“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高帝患之”。 这一句非常耐人寻味。 所谓“醉或妄呼”之所以称“妄”，一定是酒后“没大没小”，对过去的“大哥”、如今的皇上直呼其名，甚至直呼其小名。而“高帝患之”之“患”，用语含蓄，我想不仅仅是表达刘邦直皱眉头，感到脸上挂不住，恐怕还在于“拔剑击柱”这样一种象征性暴力所引发的危机性联想。 这个时候，一直不受待见的前朝儒生叔孙通的礼仪知识就有用了。他向刘邦上书说：“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以守成。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 于是，刘邦就让试试。于是，叔孙通就“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编制出一套朝廷礼仪，与儒生弟子百余人一起演练。刘邦审查认可之后，令群臣模仿学习。而这一套朝廷礼仪的实际效果则汉朝开国的第七年（公元200年）的一次国家庆典得到了验证。 这一年长乐宫建成，群臣朝贺，刚好成为新制朝仪第一次实演的机会。《史记》（卷九十九《刘敬叔孙通列传》非常详细地描写了这一次朝仪实演的的庄严肃穆的场面和复杂的程序。尤其突出了“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 礼毕敬酒，“诸侍坐殿上皆伏仰首，以尊卑次起上寿”。在这个过程中，御史执法，把那些行为不符合礼仪的人拉出去。——再也没有人敢没大没小，大呼小叫了。 汉高祖由此感慨：“我今天才知道做皇帝的尊贵啊！”于是，拜叔孙通为太常，赐金五百金。 值得注意的是，宋朝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编入上述情节之后，写了一段议论，对叔孙通的礼仪实践提出批评。他写道： “礼之为物大矣，用之于身，则动静有法而百行备焉；用之于家，则内外有别九族睦焉；用之于乡，则长幼有伦而俗化美焉；用之于国，则君臣有序而政治成焉。用之于天下，则诸侯顺服而纪纲正焉。岂直几席之上、户庭之间得之而不乱哉！……惜夫，叔孙生之器小也，徒窃礼之糠粃。” 显然，他讥刺的是叔孙通的那些礼仪知识和礼仪实践只为取悦于君王的尊荣感，而没有把儒家礼仪用之于整个社会治理。这是对礼仪的实用主义、功利主义态度。 这个批评是有道理的。但是，即使是司马光所阐发的这种包括了家国天下的礼仪观，其中的“有别”、“有伦”、“有序”、“顺用”等途径和功效，仍然是强调不平等的人之间的秩序。而不是诉之于平等的人之间的理解、同情、交流和妥协。它强调的不是人与人之间共同的标准、共同的秩序，而是不同的标准、不同的地位。这正是中国礼仪传统的基本逻辑。 礼仪与文明的关系，以及礼仪为什么会被误认作文明？那种普通人之间的秩序——文明，又是怎样在历史中产生、传承的？这不是这篇小文能够阐发清楚的。这里只是提供一个思考。 我的想法只是：如果我们把当代公共生活中的文明建设，寄托于对古代“礼仪之邦”的文化自信，这个思路也许本来就错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