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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文辩护漏洞太大,难以周全 现就杨文提出的问题,择其要者作如下答复和商榷。 其一,杨先生将我引用材料失误问题,升格为作假、篡改;所谓作假、篡改者,就是主观动机不良也。这种不良的动机,只能解释为蓄意陷害蒋介石。这真是奇怪透顶!杨先生一再强调“死后”和“二十年后”公布日记有很大的不同,这次终于说出了不同的理由,他说:“生前不准备公布,至少可以说明,蒋介石生前没有利用其日记进行自我宣传、欺骗社会的打算,对于考核其可信度,不是关系不大,而是很大。”我深信这是实话,但这恰恰反映了其研究的历史虚无主义倾向。 这要从事情的原委说起。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制造了打击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中山舰事件,部分实现了他的阴谋,但正如周恩来所说,他这时羽毛尚未丰满,还想“叫我们帮助他,叫苏联帮助他”,所以他又演了一出自请处分的丑剧。除了装作认罪悔过的姿态,又把事变说成不得已而为之,完全推卸自己的责任。蒋介石说的“死后”看我的日记,就是指的这件事,其用心是十分明显的。现在经过杨先生的解读,不但还了蒋介石的“清白”,还表现了他的“伟大人格”。历史被颠倒到如此地步,难道还不是历史虚无主义吗?历史虚无主义有一个特点,就是有所虚无,有所不虚无;虚无的是革命的历史,不虚无的是蒋介石这样的历史人物。这正是杨先生的蒋介石研究的要害所在。 其二,杨文通篇毫无自我批评之意,而辩解的手法实在让人无法恭维。除了指责笔者断章取义、随意曲解之外,或是避实就虚,顾左右而言他;或是诿过别人,一推了之,如他说“从来不曾提出过‘蒋介石是中国救星还是人民公敌’之类非此即彼的问题……如今个别记者、编者,为了吸引读者眼球,常常会拟出一些扭曲原意的标题……”这确是对他一篇采访报道的标题,发表在《文史参考》上,像这样的采访报道稿,一般都会通过被采访者过目和同意的;即使没有通过,经过这么长时间(发表于2011年),对自己不同意的原则问题都没有提出意见和申明,现在却把责任都推到记者、编者身上。我想相关记者、编者如果看到杨先生这个言论,也会感到心寒和齿冷。 杨文为了说明蒋介石是“中国救星”、“世界救星”,特别举了两个实例,其实笔者还可以为其补充一个例子:解放战争时期我们主动退出延安后,国民党把延安地区的一位劳模弄到南京,也说了类似的话。问题在于,能不能用这样一些所谓的根据,得出一个普遍结论:“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国民党称蒋介石为中国的救星,甚至是世界的救星。”作者显然忘记了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反蒋、倒蒋力量时有表现,蒋介石更是消灭异己的一把好手。置这样基本的历史事实于不顾,而下这样的结论,这是杨先生过于爱惜蒋介石,决心“抱持正面评价”而导致的。问题更在于:杨先生要用这个说法来洗刷加在蒋介石身上的“民族败类”、“千古罪人”的罪名,笔者也认为今天不必再用这种笼统的贬义词,但按杨先生“非此即彼”的说法,这种洗刷之后,不就是要说明他是“中国救星”、“世界救星”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