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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星”问题其来有自 《再谈》中,梁教授批评我时常提出蒋介石“是中国救星还是人民公敌”一类问题,批评我提到,国民党曾称蒋介石为“中国的救星”,甚至是“世界的救星”,自称:“孤陋寡闻……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这样的说法……那这究竟是谁人杜撰出来的?为什么要这样杜撰?为什么会如此下作?”梁教授“没有听说过”,可以理解。他本应去查查国民党的文献,然而,他并不去查,就严词指责,似乎是在暗示,“杜撰”者是敝人。文章后面,梁教授就直接点明:“可见他致力于正面评价蒋介石,也就是为了他心目中的‘中国的救星’。” 拙著从来不曾提出过“蒋介石是中国救星还是人民公敌”之类非此即彼的问题。梁教授的印象应得之于网络。如今个别记者、编者,为了吸引读者眼球,常常会拟出一些扭曲原意的标题,或擅自改动文意,其下者甚至盗用敝人名义发表作品。此类情况,敬请鉴别。 历史上是否有人称道蒋介石是“中国救星”、“世界救星”呢?有。随手举两个例子。 1.图片及说明:“(蒋介石抗战)胜利后巡视山东,在济南接受当地父老呈献‘民族救星’锦旗。”(《总统蒋公哀思录》第3编,第126页,未署出版人) 2.张龄作词,李中和作曲《蒋公纪念歌》:“总统,蒋公,您是人类的救星,您是世界的伟人。”(360百科词条) 上述资料,可以证明“救星”之说,并非我的“杜撰”。 我为什么要引用“中国救星”、“世界救星”之类的谀词呢?那是为了与对蒋介石的“民族败类”、“千古罪人”之类的恶评对照,意在说明对蒋介石存在两种完全对立的评价,或神化、美化,或鬼化、丑化,从而说明科学地、公正地、实事求是地“找寻真实的蒋介石”之必要。我在引用上述词语时,不仅说明出自国民党一方,而且特别说明,“这是一种极端的吹捧”。 谁在断章取义 梁文批评我在论述九一八事变时,“根本回避了蒋介石不抵抗政策造成的恶果,却引证蒋介石日记中骂日本人的一些话,然后大加赞美:‘蒋介石爱惜‘民族人格’,准备与倭寇决一死战,并预留遗嘱,其抗战决心可以说是壮烈的。’”“仅仅根据日记中的一些空话,不问实际情况,就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和赞美,真是活见鬼。” 请检核拙著《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其抗战决心可以说是壮烈的”这句话之后,紧接着还有一句,“但又是软弱无力的”,这是关键的一句,表明我对蒋介石的“壮烈”表态,持保留、批评的态度,并未全盘肯定,然而,梁教授却加以舍弃。为何?因为有了这句话,梁文批评我对蒋介石“大加赞美”的观点就失去依据了。 我一向认为,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对日本妥协、退让,对其持批评态度,但是,我也持分析态度。上引拙著指出:“就其总体来说,这一时期,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的对日外交仍以妥协和退让为特征。蒋介石实行这一政策,有其错误的、应予批评、谴责的方面,也有弱国面对强国时的无奈与不得已。”关于“不抵抗主义”,拙著指出是“绝对错误的”。关于“攘外必先安内”,拙著指出是一项“错误政策”,给予严厉批判。关于蒋介石的东北政策,拙著《找寻真实的蒋介石》从抗日战争的长时段中,对其作全面考察,较之梁教授考察的时段长得多。我对蒋介石“忍辱哲学”的叙述,本有嘲讽意味,但梁教授却视为“正面赞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