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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风俗，一般人想到的不过是过年过节的小吃、庙会上的杂耍之类，其实不然。风俗是某一地区的民众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沉淀、累积而成的风气和习俗的总称。风俗扎根于社会底层，基础深厚，惯性强大，往往可以左右社会的走向。因而风俗问题历来受到重视，不少皇帝微服私访，就是考察风俗是敦厚还是浇薄，以此判定地方官员施政的得失。中国幅员广袤，各地风俗殊万不同，如何整齐风俗，引领社会走向“道一风同”的境界，是历代政府面临的重大课题。宋儒楼钥《论风俗纪闻》说：“国家元气，全在风俗；风俗之本，实系纪纲。”清儒黄中坚《蓄斋集·风俗》说：“天下之事，有视之若无关重轻，而实为安危存亡所寄者，风俗是也。”其中的道理，非常深刻。 观风俗，知得失 武王克商之后，周公制礼作乐，而有成康之治，刑法搁置四十余年不用。春秋乱世，王权衰落，夷狄交侵，风俗开始败坏。《汉书·地理志》纵论各地风俗，具体而深刻，当时如位于今晋北地区的钟、代、石、北诸州，靠近胡地，民众耳闻目濡，浸淫成风，好为奸诈，不事农商。凡此种种，都显示了风俗的下滑与民风的奢靡，但由于战乱频仍，无人顾及这种情况。 汉代大一统帝国，疆域已与今日中国相当，经过“文景之治”的休养生息，国力迅速强大，风俗败坏的现象开始凸显，朝野上下意识到，整齐风俗，事关四方的文化认同与万民的素质，不可等闲视之，必须下大力解决。西汉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冬十一月，汉武帝下诏，提出通过“广教化”的方式，宣扬“本仁祖义，褒德禄贤，劝善刑暴”，最终达到“美风俗”境界的治国理念，得到广泛响应。就两《汉书》所见，政治精英、社会贤达每有所论，必定品评风俗厚薄。 许多官员上书，提出解决之道，比较一致的意见是，模仿上古采诗故事，“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根据《礼记·王制》的记载，上古王者要定期巡行天下，考察风俗，倾听民声，但凡发现有内容纯正的诗歌，则加以采录，带回去推广，以此齐一民心。汉代官员认为这是值得仿效的制度，因而纷纷建议设风俗使，巡行天下。元康四年（公元前62年）春正月，宣帝派遣十二人循行天下，“览观风俗，察吏治得失”。其后，派遣风俗使巡访四方，可谓史不绝书，成为汉代政治的一大创举。 礼乐教化是移风易俗主要方式 治民之道，自古有法治与礼治之争。法治可立竿见影，礼治则见效缓慢，当以何者为优？汉人最初选择法治，法治一度成为主流，地方官员也多有以威猛之政统治民众的。严酷法治仅能收一时之效，而不能长治久安。 孔子说：“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主张以礼乐而非法制，作为经邦理民、移易风俗的达道。赞同孔子之说的官员也随处可见，他们身体力行，成效逐渐显现，随着时间的推移，成为朝野的共识。 礼乐是儒家文化的核心。《礼记·乐记》说：“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行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礼乐是教化万民的灵魂，政是推行礼乐的工具，刑是确保礼乐教化施行的手段。 两汉士大夫尊奉礼乐教化的信念，亲力亲为，移风易俗，最终达到大治的境界的成功范例，两《汉书》中屡见不鲜。 颍川是出名的难治之地，朝廷常常选择优良的官员去做二千石的太守。最初，赵广汉做太守时，痛感“其俗多朋党”，便鼓励民众相互告发。一时之间，局面似乎得以安定。但是，民众彼此结怨，埋下更大的隐患。韩延寿任颍川太守后，决定“教以礼让”，他从郡中长老中选择口碑很好的几十位，设下酒宴，诚意款待，以礼相接，询问当地谣俗与民间疾苦，亲自为他们讲解消除怨恨、彼此和睦亲爱的方法，得到了长老们的认同。韩延寿按照古礼的基本精神，与长老商定婚丧嫁娶的礼仪规范，接着，又命令学校中的学生手持俎豆等礼器，“为吏民行丧嫁娶礼，百姓遵用其教”，数年之后，颍川大治。 士大夫的担当精神与表率作用 民风有正、邪之别，为了社会的健康发展，需要不断扶正驱邪。风气的正与邪，与居于上位者的德性及执政理念直接有关。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风吹在草上，草便随着风的方向，或左或右、或前或后地偃仆。君子的德性如何，决定民风的走向。 汉代风俗丕变，除了汉武帝、光武帝的努力而外，士大夫敢为天下先，为民众表率，对于转移风俗，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 东汉名臣陈寔少年时便“有志好学，坐立诵读”，操行出众，“天下服其德”。某年岁荒，有盗贼乘夜色潜入陈寔家里，伏在屋梁上，陈寔发现后，佯作不知，把儿孙们叫过来训诫说：你等若不知努力，将来就会成为梁上君子！盗贼听后连忙下地，磕头求饶。陈寔见他相貌不像恶人，便规劝他“宜深克己反善”。后来听过盗贼陈述，知他家境贫寒，便送给他绢二匹。盗贼非常惭愧，发誓从此好好做人。此事传出后，万民震悚，“自是一县无复盗窃”。 两汉帝王，多能以推行风教自任。但是疆域辽阔，仅凭帝王一人之力，殊难扭转乾坤。汉儒对移风易俗多能自觉担当，这是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学说的具体展现。顾炎武总结兴衰存亡，尤其注重对历代风俗的考察。他说，魏晋名士倡导“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重风流而无视国家安危，其结果是“国亡于上，教沦于下”。顾炎武赞赏宋儒以名节相激励，尤其是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唐介诸贤，开启一代风气，士大夫由此“以名节为高，廉耻相尚”。 因此，今后对于官员的考察，应当将当地的风俗状况作为重要指标，风俗败坏之地的官员一律撤办。我们无法想象，一个风俗颓败的地方，也能称为文明之邦！ （摘自《人民论坛》2014年第8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