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要脚踏实地来做，转换的基础是要适合今天的社会 文汇报：现代新儒家作为现代中国的一个重要学术流派，主张接续儒家“道统”、复兴儒学。对此学术主张，您是否认同？ 葛剑雄：有学者主张把儒学宗教化，要建立儒教，甚至提出使其变成国教，“儒化社会”。这种方法理论上我是不赞成的，因为儒家文化并没有他们描述得那么美好，而且几千年来对于中国社会真正广泛发挥作用的并非儒家文化，而是最简单的“因果报应”。 传统文化中，很多理念很好，但是却始终停留在理论的层面，没能转换成为社会实践，没能形成相应的制度、法律，或者规则。今天，如果还是脱离实际，作为纯学术研究，缺乏相应的制度安排和法律保障，那么我们还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说，儒家讲君子要“慎独”，完全靠君子每日“三省吾身”。可惜放眼整个社会，并非人人君子，靠“慎独”解决社会问题着实不够现实。再如“存天理，灭人欲”，可是“人欲”是怎样的范畴？君子或许可以界定，但是绝大多数人可能根本无法区分。结果可能就是导致很多人言行脱节，造就了一批伪君子。 文汇报：现在，不少学者主张对传统文化要转换、要创新。您认为，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可以实现吗？ 葛剑雄：我认为还是有可能的。当前最迫切的问题，不是坐而论道，关键是大家要脚踏实地来做。 我此前也多次提到过“孝”的观念。汉朝汉武帝全称“孝武皇帝”、汉文帝全称“孝文皇帝”，汉朝强调以“孝”治天下，那为什么这个“孝”古代这么重视呢？我们现在有时候把“孝”简单地解释为“尊老爱幼”，这是非常肤浅的、不符合实际的。实际上，在农业社会，孝的本质是家庭、家族的绵延。因为，农业社会主要依靠人来耕田、种田，来生产粮食。同样的，如果一个人丧失劳动能力，或者不具备劳动能力的时候，他只能依靠其亲人生产来养活他。老的靠子孙，小的靠父母，是供养或者反哺的这样一种关系。这样一种家庭血缘的关系，建立在农业生产的基础上。农业生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多少劳动力，因为中国古代大多数时间土地供应是充足的。劳动力哪里来呢？就要靠生育，就要靠家庭的繁衍。中国是“家”、“国”连在一起的，家族能够发达绵延，那么国家才能兴盛。所以，古人讲“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那么，如果把这个观念放到今天，只是强调尊老爱幼就难免过于苍白。试问，世界上哪一种文化不强调尊老爱幼？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不尊老爱幼？很大程度上，“尊老爱幼”是出于人的天性。那么，究竟传统文化中的“孝道”今天要不要转换？能不能转换？我认为可以转换，而且也有必要进行转换。 现在的社会保障好，大家无后顾之忧，“养儿防老”的观念渐行渐远。而从个人角度想，一些年轻人认为养育后代意味“牺牲”。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不妨回归“孝”的传统观念，赋予它新的内涵——生儿育女不是个人的事情，而是一个人对于家庭、对于社会应有的责任、应尽的义务。如果大家有了这样的观念，那么年轻的父母就会克服因为养育后代带来的事业上的、家庭收入上的，甚至个人形象上的影响。否则我们这个社会如何绵延？这说明中国古代孝道的确对中国社会起着积极作用。 当然，“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也有其不合时宜的内容。封建家长制下，父母的话等同于法律，包括子女的婚事在内都由父母处置。但即便对于这些消极内容，置于一种特殊情况之下，我们也应该理解。欧阳修词中道：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什么道理？平时女孩子不能出门，只有在元宵节这一天才能出去。去年和小伙子见了面，好不容易盼了一年，人约黄昏后，所以今天那么迫切地又要去见，但结果呢，不见去年人。可想而知，这种情况下，自由恋爱的基础是没有的。 到了近代，情况变了。男女同校、男女同工，青春岁月中的人接触多了自然会孕育情感，然后回家就会有动机去抵制父母替他指定的那个人。另外一方面，到了这个时候，年轻人脱离家庭后的生计问题可以通过打工来解决。所以，早时的新式婚姻多出现在同学、同事之间的。好多人都是把反对封建婚姻作为走向革命的第一步，作为离开家庭、叛离家庭的第一步，郭沫若、鲁迅皆在此列。这些今天看起来很不合理的事情，在当初也是有它的合理性的。也正因为这样，我们进行转换的基础是要适合今天的社会。 文汇报：您曾提到过“社会的追求有不同的境界，最高的境界是信仰。如果信仰做不到，提倡一种价值观念也很重要”。主张一种价值观念，就应该有一致的目标，这个目标该怎样确立？ 葛剑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有过一个口号“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我认为，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中期目标，尽管不是完全无私忘我，但这句话是把“我”放在了一个核心的地位。道德层面上，个人立足怎样的岗位就该承担怎样的责任，并把这些责任履行好。如果做不到，低一等的就是依靠市场规律，一分价钱一分货。劳动和报酬是对等的，等价交换。如果连这样也做不到，等而下之，那就麻烦了。 谈及价值观念，则更加具体为好，从最基本的做起为宜。比如提倡基本职业道德，从大家都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开始，尽本分，然后做到“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正因为如此，我们在推动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过程中，要注意分层次、分阶段。对于不同层次提出不同的要求，对领导干部和对基层工作人员要有不同的要求。相同的一点是，都要具有可操作性。无论是源自传统文化也好，来自西方文化也罢，如果认为是合时宜的、可推广的，一定要注意可操作性、可持续性。因为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是长期的，不是一朝一夕做做好事、表面搞搞活动就可以解决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