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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现在我想小结一下，清末民初日本人来中国访书的特点： 首先，访书的人员有三种构成，一是学者，像内藤湖南，一是书店老板，像田中庆太郎，另一种是藏书机构代办，像岛田翰、长泽规矩也为静嘉堂买书。 第二，他们把在中国获取珍贵文献看作是与军队占领中国一样“建立战功”的事情，一个是“武功”，一个是“文功”。所以，我们必须看到，访书不仅仅是一个文人对书籍或学术的诉求，也是特殊时代政治下的一种文化扩张性的、占有性的诉求。内藤的一些诗里就写道，“此生成就名山业，不厌重洋十往还”，名山就是指书籍事业，还有“收来天壤间孤本，书生此处足称豪”等等。 第三，访书所体现的学术关注，具有一定领先性，如敦煌文献、甲骨文、金石铭文等；同时折射了日本时代政治的信息，如关注、搜集满蒙史地、边疆史地的资料等。 第四，日人近代访书是以他们强大的经济实力为后盾，并与战争利益相结合的。1902年他们不能进入沈阳故宫，到1905年日俄战争获胜就可以了，这是一个事实。 最后，我想以一段引文来结束今天的讲座。日本学人如痴如醉地追求中国的典籍，中国人也为典籍的流失而扼腕叹息，那么，千百年传承的中国典籍、善本，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是吉川幸次郎无意间写下的一段话，1931年他在江南旅行，在高邮王引之、王念孙家高宅大院的书房里，环顾四周，非常感慨地写了这么一段话：“窗户镶嵌玻璃的极少，大多贴以白纸，光线透过白纸柔和地照射在紫檀木的几案上，……几案上铺展着数百年前的印刷物，其纸之色、墨之色美洁如玉，它们呼吸着柔和的光线，简直就像有生命的、温良的小动物一般。”这些书籍，这些穿越百年千年的古籍经卷，是有生命的，能够生长，是一种厚重的文化传承！对于当年到中国来访书的日本学者是这样，对于今天我们的每一个普通读者，也是这样。 （本文节录自国家图书馆文津讲坛2014年5月24日第718期讲座） 钱婉约江苏苏州人。北京大学文学博士。现为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中文系主任。曾先后在武汉大学历史系、日本京都大学、日本姬路独协大学、澳门理工学院从事一年或多年的教学科研工作。主要从事日本中国学及中日学术文化关系研究，同时关注中国思想文化及学术史研究。 著有《内藤湖南研究》（中华书局，2004），《从汉学到中国学——近代日本的中国研究》（中华书局，2007），《梅樱短笺》(中华书局，2012)，《书声迢递》（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4）。译著有吉川幸次郎著《我的留学记》（独译，1999年光明日报出版社，2008再版中华书局），内藤湖南著《中国史通论下》（独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桑原骘藏著《东洋史说苑》（第一译者，中华书局，2005），辑译《日本学人中国访书记》（第一译者，中华书局，200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