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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过两天，又到“9.18”国耻日了，1931年的这一天，日军进攻沈阳北大营的中国驻军，迫使中国开始了长达14年之久的全民族抗日救国战争；同时，这也是凶恶的日本军国主义在百年侵华战争中妄图实现彻底鲸吞、灭亡中国图谋的最疯狂的一跳。 前些时，举国对清朝海军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教训进行了反思，有关研究人员发表了大量学术成果，应该说，这些文章、讲演绝大部分（尤其是军界人士）都是很认真、严谨的，给国人以很大启迪，这样的反思研究，有助于避免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重蹈覆辙，其意义是无可估量的。 但是，在文史学术界反思甲午战争时，也不全尽如人意，有些文章抓不住要害，“书呆气”十足，如有人竟把甲午战争中清军失败完全归咎于“综合国力”、武器装备等原因，更有的专家认为中国战败是“文化”原因，有大学博导还提出了所谓的“历史文化反思”，实际就是在打横炮了，看来，某些精英们反思的甲午战争，并没有在点子上。 国力、军力和武器装备在甲午那个年代，对战争的胜负当然起重要作用，但是这恐怕不是最决定的作用。写到这里，我突然想到了抗美援朝战争，当时新中国刚建立，全国钢产量一年不满百万吨，面对的是武装到牙齿的美英等十六国联军，没有制空权，没有现代化后勤保障，但是我中国人民志愿军却把美英等联军从鸭绿江边打回到三八线，取得了伟大胜利。我个人认为，如果把甲午战手与抗美援朝这两场战争进行比较研究的话，可能更深刻地认识甲午惨败的教训。 抗美援朝战争之所以能取得伟大的胜利（尽管我们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最关键的是我们有两个伟大的战争指挥部，这就是在北京的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央军委，这是中国的最高统帅部；另一个是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委的志愿军总司令部。这两个指挥部，一个统帅全局，调兵遣将，在战略战役上运筹帏幄，决胜千里之外；一个在前线认真组织实施最高统帅部的规画决策，在战场上不畏强敌，正确指挥，打得坚决，运用智慧和勇敢精神，率领将士们血战疆场，舍生忘死，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反观甲午之战中，中国清王朝的两个指挥部又是怎么样一个状态？清王朝虽然有皇帝，但实际执政掌权垂帘听政的却是那个腐朽的老女人慈禧太后，她作为大清国的最高统帅，在甲午之战的前后，最关心的不是对日防止侵略，而是她自己的六十大寿庆典，其花费在“山海工程”上的银子即达300万两以上，慈禧既不懂兵（她懂权力、懂宫廷内斗阴谋），又不知将，对现代海战、陆战一窍不通，也不組建管军事情报后勤动员的参谋本部，只知一味享乐，更令人气忿的是，1894年11月7日正是辽东半岛大连被日军攻陷之时，慈禧却在北京大庆自己的生日，这样全无心肝的“最高统帅”，甲午之战不惨败可能吗？大清国另一个前线海军司令部，总司令丁汝昌在海战之前武备松驰，又受李鸿章遥控，在海战中匆忙应敌，战场上无正确判断部署，终致全军覆灭。还要指出的是，掌握北洋海军的李鸿章、丁汝昌等贪腐成风，其手下将领也都大置田产，这种军队岂能言战？反观当时日军的最高统帅部的战略决策和前线司令部的战斗状态、海军将士的士气，清军又如何能不败？ “9.18”事变中，日军的步步得手，又何尚不囿于中国两个指挥部的决策失误？当时中国的“最高统帅部”是蒋介石负责的，事变发生前他毫无判断，事变后亦无所作为，只知向国际上“告状”；而沈阳当地的前线司令张学良，事变前与虎同眠毫不防备，事变时竟下令部下不准抵抗，丢下国土人民弃阵撤逃关内，这实际上是重蹈了甲午覆辙，怎不令人唏嘘？好在无论是蒋介石还是张学良，他们在民族大义面前后来都走向抗日，没有像李鸿章那样订卖国条约，也没有像汪精卫那样投降日寇，蒋介石也确实担负起了中国抗日战场最高统帅之职，中国也在国际反法西斯联合战线中，在中国共产党人和一切进步人士努力下取得了抗战胜利，将侵华百年的日军赶出了中国，避免甲午悲剧的重演。 所以，我以为反思甲午，最重要的是不要忘了反思清廷的两个军事指挥部，即：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廷最高统帅部和以丁汝昌为首的北洋海军司令部两大腐朽指挥部（还有李鸿章）的教训，这才是甲午战败的最根本和最直接的原因。近年来有专家“研究”出慈禧也是主张“改革”的，我真的希望有关专家摸着良心讲一句：大清国在慈禧、李鸿章、丁汝昌这帮人的带领下，能打赢任何一场反侵略战争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