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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对欧洲历史的重新解读者们提出了一种新的历史观点：新财政史观。新财政史观通过把欧洲历史划分为贡赋国家—领地国家—赋税国家—财政国家四个阶段，为我们提供了理解世界历史的崭新思路，也为我们理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一种借鉴。 新财政史观的背景 新财政史观是从传统财政研究中逐步独立出来的一个崭新研究领域。传统的财政研究被视为宪法与现代化研究的附属品，比如在英国和法国。德国经济学家熊彼特的思想为新财政史观的兴起提供了基础。熊彼特认为：公共财政是对社会，尤其是政治生活进行研究的最佳起点；在旧财政方法出现危机的体制转型期，这个方法最富有成效。他进而提出财政社会学，从财政方面观察国家、国家的本质、国家的形式和国家的命运。传统的财政研究局限于局部的微观问题，而没有从财政体系的框架来分析整个社会和国家。熊彼特认为，从领地国家向赋税国家的转变不可避免，并预言了赋税国家必然面临危机，直至走向灭亡。财政社会学是熊彼特广义经济学的一个分支，但被后来的学者批评缺乏纵向的历史观察。正是在熊彼特财政社会学基础之上，鲍尼和奥尔默德提出了新财政史观。 在这种崭新的财政史观中，以财政体系为研究对象，在财政体系的历史脉络中寻求人类社会历史变迁的内在逻辑。无论是对社会政治经济特点的宏观把握，还是对局部具体财政问题的微观分析，财政体系都是恰当的切入点。新财政史赋予财政史研究以独立的话语权力，使财政史研究不仅不再作为其他学科研究的补充句和附属品，而且被看为理解经济变革动力的新视角。 贡赋国家—领地国家—赋税国家—财政国家 以欧洲为例。罗马帝国是典型的贡赋国家。贡赋国家只有相对简单的财政体系，以军事优势强征剩余农产品和其他财富。在中世纪的某些时期，贡赋国家被领地国家所取代。领地国家，统治者依靠行使特权来获得收入。领地国家的支出很少，只要没有战争，花费只是王室内消费和有限的政府开支。 赋税国家是财政体系以税收为主的国家形态。与贡赋和地租不同，税收由公权力向所有人普遍征收，而不是靠强权或特权从特殊人群征收。从13世纪末开始，领地国家开始向赋税国家转型。16世纪的英国被认为是赋税国家的高级阶段。一直到1799年英国所得税的确立和拿破仑战争之后，英国才进入了财政史观中的最后一个阶段：财政国家。那么财政国家也是与现代国家相匹配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部分。 这种与现代国家相互匹配的财政国家的最大特征就是：自我持续增长。财政国家能够用借贷手段解决当前巨大支出需求，又能够用未来的税收保证自身偿还债务的能力。国王拒绝偿还债务是赋税国家后期的重要特点。而现代的财政国家则由于不断增长的经济，可以通过新的债务来偿还过去的债务。 新财政史观对于经济与政治关系的思考 新财政史观认为，在任何历史阶段，国家都对税收基础有消极的或积极的影响。以中国明朝和西欧的差别为例：中国明朝皇帝与同时期西欧君主的做法不同，他们积极地抑制经济增长，以防止由经济增长造成的区域失衡，进而威胁帝国的政治统一。 从经济与政治的关系角度来说，新财政史以财政问题为起点理解社会经济变革，实质上是强调政治因素的重要性。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的东欧剧变重新唤起了人们对政治的关注，尤其是对政治变革对历史进程影响的关注。事实上，新财政史观之所以强调政治因素是造成各个财政体系不稳定和突然变动的原因，是在历史分析方法上拒绝片面注重经济因素的体现，进而也是综合政治和经济因素来解读历史变迁的尝试。 新财政史将欧洲历史映射到财政体系的变迁之中，以财政体系的特点定义历史时期，以财政体系变革为判断历史变革的标准，是区别以朝代更替、生产关系和增长方式等标示历史阶段的新方式。新财政史的研究价值绝不仅仅限于欧洲文明的解读，对于非欧洲文明的历史研究也有重要参考价值。实际上，欧洲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与其财政体系现代化基本上是同步相关联的，这对于我们正在推进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尤其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有着重要参考价值。从某种意义上，新财政史回应了恩格斯在晚年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反思，即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可能不是单维度的决定关系，更可能是双维度的互动关系。新财政史对于欧洲国家现代化的观察，以及中国明清时代的考察，就恰恰说明政治制度的变革会对经济的发展发挥十分明显的作用。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正好说明了这一点。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也就没有今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