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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项目获得成功，使得大运河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北京城市的发展与运河密切相关，北京地区社会生活特征与精神形态也深受漕运影响，由此而产生的运河文化，构成了北京历史文化大观中浓墨重彩的篇章。 运河与北京政治中心地位的巩固 在隋唐之前，北京及华北地区开凿的运河，如曹操、隋炀帝等人开凿的平虏渠、泉州渠、永济渠等，都是以军事扩张为目的、用以运粮运兵的水上通道，那时的运河就如同中原王朝伸向北方的一只臂膀。金、元以后，南北运河的交通水利系统则成为北方政权站稳燕京、进军中原的重要依托。 自金朝迁都、燕京成为都城始，众多的人口、庞大的官僚机构及奢靡的宫廷生活，要求物资运输的规模成倍增加，每年要有数以百万石计的粮食及各种物资源源不断地从华北、江南等地征收运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水运是比陆运更为方便快捷和省力的途径。金朝时曾开通闸河连接通州到金中都城，元朝初年也曾利用坝河、金口河进行漕运，但由于水源的限制，这些运道都渐渐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运输需求。1293年，在郭守敬的设计领导下，元朝开凿了著名的通惠河工程：自昌平白浮泉筑渠西引，汇西山诸泉入瓮山泊（今昆明湖），再经高梁河入积水潭；从积水潭往下顺皇城东墙南下，接旧金的闸河与潞河（今北运河）相连。这样不仅为大都城开辟了前所未有的水源，更使得从杭州到北京的南北大运河得以全线贯通。从此，江南来的漕船可以由通州溯流而上，直抵大都城内，作为漕运码头的“海子”（今积水潭——什刹海）水域呈现出一片“舳舻蔽水”的繁忙景象，浩浩荡荡的船队络绎不绝地沿通惠河穿行城中。 此后，明清两朝的京城也依旧是依赖着这条运河的供给，只是由于水源减少和水系格局改变等原因，将终点码头移出了城外。也就是说，从金、元始，北京地区的水源要不遗余力地满足一项新的功能——漕运。“国家之大事在漕，漕运之务在河”，漕运乃京城重中之重，维系着北京的经济命脉。 有了这条生命线，城市的稳定与首都政治职能的正常发挥，才能获得可靠的保障，否则，后果将十分严重。据《明实录》记载，成化六年（1470）六月，北京周边地区发生严重水灾，流民纷纷涌入京城谋生。而水灾导致的漕运不畅进一步加剧了京城粮价的哄抬，迫使朝廷多次把官仓的储备粮投入市场以平抑物价，严厉打击奸商囤积和惩戒贪官赈济不力。还将国子监的部分生员放假回家，派五城兵马司把数以万计的云游僧人逐还原籍，以减少京城人口对粮米的消耗。 物资保障只是社会稳定的基础，运河的开通，更增强了朝廷政令的通达以及对全国的掌控，也是体现国家对沿岸地区政治影响力的新渠道。疆域辽阔的元、明、清三代的首都偏于国家版图的东北，而有了大运河，也就有了一条强化南北联系、及时掌控江南社会动态的通道。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