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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杀阴霾外籍幸存者后抑郁自杀 虽然在南京大屠杀中，24名在南京的西方人士无一人被害，但目睹大屠杀惨状后，他们产生的隐性伤害是难以名状的。很多人患上了PTSD(创伤后应激反应障碍)。 1938年春，美国传教士、南京国际安全区副主任乔治·菲奇回国宣讲南京大屠杀事实。“演讲中途，我的心一片空白。我想不起来自己在哪里，接下来要说什么。”乔治·菲奇说，他甚至记不起回家的路，“南京的可怕记忆也许同我这神经性疲劳有些关系。” 作为当时金陵女子大学的代理负责人，在南京大屠杀期间，魏特琳多次在日军强奸现场解救中国妇女，日日夜夜在中国妇女的哀告和求助中度过，多次目睹受害者惨不忍睹的尸体。但她仍为不能解决所有中国人的痛苦而产生极大的无助感和反复地自责，患上了抑郁症。从魏特琳的日记可以看出，她的PTSD症状日益严重。1938年下半年后，皎洁的月光总能引起魏特琳的悲伤。1941年5月14日，魏特琳在美国自杀。 “还有研究者因大屠杀的影响结束了生命，比如张纯如。”张生说，在张纯如写作过程中接触到的南京大屠杀的血腥历史显然是其自杀的重要诱因。 写在最后 自1996年起，每年12月13日上午10时，南京都会拉响防空警报，向几十年前惨遭日军屠杀的30万遇难者志哀，18年来从未中断。 每年这一天，当凄厉的警报声在整座城市上空呼啸，无论是工作者还是学生，行人还是驾车者都会停驻下来，低头默哀追思遇难者。这一刻，已经成为南京这座城市最为悲情和庄严的仪式，警醒民众勿忘国耻。 77年前，繁华的南京城沦为废墟和焦土，尸体成堆，血流成河。77年后，经过南京后代的多年努力，南京高楼耸立，车水马龙。从历史演变成记忆，伤痛刻在了这座城市的每一块砖石里，如同遇难者的眼泪和鲜血，渗入了每一寸土壤。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