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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要实现中国的善治，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智慧进行积极总结。在我国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对传统治理理论和经验的反思、总结、继承和创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既可以保持中华文化的基因、弘扬我国优秀的文化智慧，又可以减少学习他国优秀制度的困难和阻力，探索出适合中国特色的治理道路。 一、古代国家治理的逻辑框架 道家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在人产生之前，客观存在着宇宙万物。宇宙是阴阳的结合：阳主德，阴主刑；阳贵而阴卑。阴阳的结合及尊卑秩序构成了完美的事物。对宇宙阴阳规律的辩证把握，通过与血缘、宗族相结合，产生了古代国家治理理论的基本逻辑。“阴者阳之合，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阴阳之道决定了国家政治生活的最高追求是建立一个“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秩序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内，阶级分明，等级森严，各司其职，不得僭越。人是共同体中的一员，其主体性只有在集体中才能彰显，即在等级秩序中，人的主体性表现为身份。针对不同的比较指向，人的身份不尽相同。譬如，一个从仕男子，对皇帝来说，他是臣子，应尊敬服从皇帝的权威；对其母亲来说，他是儿子，应当尊重母亲的意愿；对其妻和子来说，他是夫、是父，享有丈夫、父亲的尊严威信和治家的权力；对好友来说，他们之间是相对平等的关系，但应遵循和睦诚信的基本要求。 “阴阳”的道德原理是辩证的、统一的整体，体现了宇宙及自然的和谐，同时也构建了国家政治社会的和谐。在这种逻辑思维模式下，国家治理的路径相应呈现为：德刑并用、德主刑辅。德为阳，刑为阴。《唐律疏议》开篇即点明：“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两者尤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中国古代的国家治理本质上是一种秩序之治。德礼是秩序的内容，刑罚是失序的救济，德礼和刑罚共同构成了维持秩序的双重保障。 二、古代国家治理的精髓—制度和文化的高度统一 在我国古代，“刑”作为最初的惩罚规则伴随着战争而产生。刑罚不仅是对内镇压和对敌制裁的有力工具，而且也衍生出最初的天命文化。天授神权成为战争的合理理由。西周时期，统治者在殷商天命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敬天保民的德治思想，并创造性地将祭祀的“礼”发展到施政领域，这成为以后两千多年传统中国德礼文化的开端。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学说成为社会主流意识。国家的法律规范也不断依照儒家的礼法要求进行改造，至唐代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华法系。道德文化的礼和国家的法律规范高度统一，法律强化了礼的效力和权威，而礼是法律的灵魂，甚至许多法律规定实际上是赤裸裸的礼的要求。 在基层社会，德礼文化经过宗族、家庭的吸收和转化，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情理”观和家法族规。“情理”严格忠实地体现了儒家的差等秩序观和尊卑观。这使得民众不必知晓法律制度的具体规定而仍能依法行事。家法族规从微观层面上规范了百姓的行为，强化了主流文化的在民间社会的权威。情理和家法族规通过司法实践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中国传统的司法审判始终将情、礼和法灵活运用于判案过程。著名学者滋贺秀三就曾指出：“无论口头上说与不说，情理经常在法官心中起作用。在这个意义上，应该说判语集都是充满这种情理的文章。国家的法律或许可以比喻为是情理的大海上时而可见的漂浮的冰山。而与此相对，西欧传统的法秩序却总是意图以冰覆盖整个大海，当铺满的冰面上出现洞穴的时候，则试图努力通过条理来扩张冰面，以覆盖这些洞穴。这就是二者最根本性的差别。”法律和情理在精神上是一致的，不存在适用上的矛盾。即使出现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况，法官也能依照情理做出合法、合理、有公信力的判决。因此，在中国古代，法和礼的高度统一使法律获得了民众心理上的认同和接纳，形成了国家治理的有力保障，是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的精髓。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