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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决定功能，1＋1可能大于2，也可能小于1。金刚石和石墨的基本元素都是碳，但表现出来的性能和价值却有天壤之别。甲午战争前，从武器装备的角度看，中日军队实力对比不相上下；但从军事体制改革的角度看，中国却远远落后于日本。清朝的军事变革，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评价彼得大帝的改革那样：“大胡子剃掉了，德式西服穿上了，但是留大胡子、穿旧式服装时期的那些思想和制度却留下了。” 晚清政府从1862年开始实施洋务运动，希望通过引进西方先进军事技术，打造“利炮坚船”和“利器精兵”，实现“自强御侮”“救亡图存”的目的。通过洋务运动，将近代西方枪炮和舰船技术引进中国，购买和制造近代武器装备，使中国军队进入火器时代。同时，建立了数十家近代兵工厂，并开办近代军事教育、外派军事留学生，培养海军军官。 但是，这场声势浩大的军事改革带有严重的片面性、局限性和不彻底性，仅止于购买西式武器装备和军事技术的“器物”层面，对于军事制度和军事思想的深层次改革没有明确的认识和具体措施。“只变事不变法”，许多区域性改革最终陷入因人而兴、人去则废的境地。特别是，军事组织体制的改革收效甚微，固守腐朽没落的“朝制”，装备新式枪、炮、舰的军队仍旧保持着过时的“勇”“营”编制，旧规与新章互相干扰。虽然晚清政府成立了海军衙门，但北洋海军、南洋海军、福建海军各自为政，并没有形成实质意义上的统一领导、集中指挥和协同行动。学校教学、训练内容、训练指导、训练法规都没有统一标准。用陈旧的思维方式和体制机制指挥管理新式海军，导致花费巨资建设的军事力量形同散沙，不能形成有效的整体战斗力。 面对日军的进攻，中国军队既不能形成集中统一的指挥中心，也没有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海陆协同防御作战计划。作为战争实际指挥者的李鸿章，能够直接调动的部队仅限于他所节制的淮军和北洋海军，福建海军和南洋海军完全置身事外，充当“旁观者”的角色，甚至为李鸿章的北洋海军被削弱、自己的实力得以保存而“窃喜”。一盘散沙式的中国军队，最终难逃被各个击破的命运。 而日本，虽然军事改革略晚于清朝，但改革目标明确，总体筹划得当，改革措施有力，改革的速度和力度远胜于清朝。在引进先进武器装备、大力发展军事工业、加强军事教育的同时，日本强调在制度机制上学习西方，陆军从编制到战术都模仿德国陆军，海军则师从英军。日本陆海军积极接受西方的军事文化、军事思想和作战理论，吸取了西方进攻性、掠夺性、殖民性的军事理论精髓。 日本还大力推进军事制度改革，建立近代军事指挥体制。1872年设立陆军省和海军省，1873年设立参谋本部和监军本部。1878年成立由陆军省、参谋本部和监军本部组成的中央军事机构，实现了军政、军令机关分立。1883年把军队镇台制改为师团制，建立近代化军队组织体制，实现了中央对军权的统一。1893年5月，日军制定《战时大本营条例》，确立举国一体、高度集权的战时最高司令部体制。经过20多年的准备，到甲午战争前夕，日本不仅在兵力上具备了海陆协同作战的基本实力，而且其军事体制的现代化也为海陆协同作战提供了组织保障。1894年6月5日，日本又成立了战时最高指挥机构——大本营，以确保在其即将挑起的侵华战争中对海陆联合作战的统一指挥。战争爆发后，日军作战目标明确，指挥协同顺畅，巧妙利用中国军队各自为战的弱点，各个击破，以较小的代价换取了巨大的军事胜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