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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的进步，往复穿梭的商人功不可没。马克思说：“商人是这个世界发生变革的起点。”在我国商业文明中，陇商文化可以说是渊源流长，陇商不仅在中国商业历史舞台上发挥过重要的作用，而且在汉唐时期丝绸之路上更是引领国内外商业的重要商帮。走进尘封的历史，或许能寻找到陇商发展的真实画卷。 据《史记·大宛列传》载，早在战国末期秦国就有乌氏族人倮，由于善于用牛马贸丝物，而成为北地（今平凉）首屈一指的大商人，由于他经商出色，被秦始皇“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可见，陇商很早就出现在中国商业的历史舞台了。 陇商的兴起和发展是始于汉唐时期丝绸之路的畅通，自汉代张骞出使西域，丝绸作为“国粹”开始大量出口西方，便形成了一条经河西走廊、西域间著名的“丝绸之路”。由于丝绸之路贯穿甘肃全境，陇商便因地利之便成为了中西贸易交流的重要推动者。大业五年（公元607年），隋炀帝西巡张掖，举办了著名的“万国博览会”， 二十七国首领及使臣对陇商提供的琳琅满目的商品赞不绝口。在隋政府的支持下，陇商的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高。唐贞观初年，高僧玄奘“随商人往游西域” （《旧唐书·玄奘传》），西行至凉州，见到“葱左诸国，商旅往来，无有停绝”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汉唐时期，陇商利用其独特的丝绸之路沟通中西经济的地缘优势，创造了历史时期的辉煌。在宋王朝期间，在岷州、秦州等地互市中出现了招募以专事“引致蕃货赴市易务中卖”为业的“博买牙人”（《续资治通鉴长编》），显然，此时陇商中的一部分开始以中介商人身份出现在了陇原大地。蒙元时期，丝绸之路也在蒙古人的保护下得以重新繁荣起来。明清之际，随着茶马贸易的鼎盛，陇商成为了从事茶马贸易的重要商业群体，茶马贸易中最著名的陇商当属乾隆年间的穆士元，据《兰州府志》记载穆原籍是甘肃威武人，“因办茶务居陕西泾阳之时多，我朝定鼎而后茶务繁兴，日无宁刻，为通行领袖数十年”。事实上，明以后的许多被称之为陕帮商人实际上也是陇商，如庆阳人高雄“正统间兄通贩淮盐”（《甘肃通志》）。皋兰人曹佐与陕西西安人张克量成为贸易上的合作伙伴，两人经商数年，获得了成功。入清后，随着兰州水烟业的兴起，陇商更是掌握了兰州水烟的半壁河山，“制造青条黄烟，陕甘两商，亦足齐驱”（《兰州商业调查》）。近代以来，随着西北地区皮毛出口，地处丝绸之路的陇商很好地抓住了这一商业契机，充当起了蒙藏民族及天津客商之间的媒介者，通过地缘联结，不仅把甘肃本地，也把青海、新疆周边地区以皮毛为主体的畜牧业生产和国际市场联系了起来。民国初年，西宁的商业贸易更是掌握在来自河州的回族商人手中，而此时作为西北最重要皮毛集散和转运市场的包头，它的发展和壮大与来自甘肃的陇商是分不开的。 陇商，从古老的丝绸之路走来，悠久的历史为陇商打上了诸多的印记。首先，陇商在利用地缘优势的同时，十分善于审时度势，把握时机。从汉唐时期丝绸之路开通起，陇商便利用丝绸之路贯穿全境而发展了起来，此后无论是明清之际的茶马贸易，还是入清后的水烟贸易、近代的皮毛贸易，都是抓住历史时期的机遇沿丝绸之路做推进式展开的。其二，诚实无欺是商人的立足之本，陇商在秉持这一良好商业理念的同时，吃苦耐劳也成为了陇商群体特质。汉唐以后，随着丝绸之路的衰落，甘肃在和国内、国际疏离的同时，也成为了西北边陲之地，苦寒“甲天下”， 但陇原人民能“忍劳耐苦”，陇商更是“不鄙贱作，故久恒致富”（《新疆志稿·商务志》）。陇商中的洮州商人常年奔波于商道上，可谓是“无商不苦”“人席不暖”。第三，除汉族商人外，多民族商人共存是陇商最突出的特点。当元明之际回族共同体形成之时，回族商人就成为了陇商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回族民众善于经商、乐于经商，无论是明清的茶马贸易，还是近代的皮毛贸易，回商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并且在牛羊屠宰业加工与制作等行业中，回族商人更起着垄断该行业的领袖地位。在长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陇商中的藏族商帮也是不可或缺的。 斗转星移，2013年9月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发表重要演讲，倡议与中亚国家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丝绸之路经济带”是古代丝绸之路概念基础上的当代升级，它的提出再一次让古老的丝绸之路重新焕发了勃勃的生机和活力，将给丝绸之路沿线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作为2000多年前就活跃在丝绸之路主干线上的陇商，可以再一次利用地缘优势，完全可以充分发挥自身浓厚的商业文化底蕴，通过点线面结合，做好丝绸之路沿线经济带经济发展的引擎。作为汉唐丝路经济奠基人的陇商，毋庸置疑将再一次成为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前进的动力。 （作者系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陇商研究中心主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