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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抗战史研究中有这样一股特殊的力量，他们不是身在高等学府的学者专家，也没有入职专业研究机构，他们多栖身乡野，常因某种机缘，开始抗战史料的收集、整理，其中，很多人已经坚持了十几年、二十几年。 献县农民赵文岭，怀着对同乡英雄的敬仰，1990年起开始追寻马本斋英勇事迹，走访健在的回民支队队员。20多年来，他走遍大江南北，新疆的边防连、深圳的罗湖口岸、东北的双鸭山……只要探寻到线索，他都要想方设法前去走访。 日军侵华制造的惨案也激发起一些后人为历史留证的责任感，从而开始收集整理相关史料。在丰润潘家峪，村民成立了自己的组织，让惨案幸存者口述当年历史并录像留存。在赵县豆腐庄，村民徐忠民也搜集和记录下大量有关当年惨案的珍贵史料。 河间退休干部孙正开为了整理白求恩事迹素材，一度将每月工资的2/3投入这项工作，足迹踏遍河间及周边县市的百余个村庄。 是英雄们的事迹或家乡亲人们的悲惨遭遇鼓舞和引领这些民间研究者投身这项工作，然而因其自身学识的局限，这些民间研究者很多时候并不被正规或官方机构研究者所重视，也难以得到相应的支持。与正规学术机构的抗战史研究更具系统性、规范性，有固定资金支持，能够通过官方途径占有大量史料相比，民间抗战史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往往不成规模，缺乏系统。 但也有专家指出，个人修史对于加强中国抗战史研究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一是个人修史曾在中国整个史学史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春秋》、《史记》等，都是个人修史的重要成果，民间力量也应成为抗战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当前民间抗战史的研究，多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以亲历者讲述而不是书面资料为研究对象，用影像等多种形式加以记录，为抗战史研究提供了新模式，也和既有研究形成互补。 南京企业家吴先斌也是一位民间研究者，他斥资30万元筹建了“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史料陈列馆”，几年下来，参观者数以万计。他说：“人人都有保存民族苦难历史的义务。” 另一位史学家则建议，重视民间抗战史研究，应多给予支持、鼓励，并加以扶持与引导。 文/本报记者 董立龙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