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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以来，史学自身也呈现出诸多的新时代特征，史学通俗化、大众化，即为其中最突出的特点。 有学者曾说：“通俗写史用来打动读者的并非秘密的武器，不外乎在写作中注重具体的历史情境的描写以及对生动逼真的历史细节的刻画。这使得他们的写作，鲜明地区别于新传统历史写作的精英身份、官方色彩和主流地位。所以，他们才能在网络上如鱼得水，游刃有余。”在我看来，上述观点比较贴切和到位，但要强调的是，生动并不等于虚构，细节也并非杜撰。通俗史学的科学性和严谨性的唯一前提是要尊重历史事实本身。如果通俗史学的传播者在讲史和写史过程中越过了这一前提，那么通俗史学便与历史小说划等号，这正是我们应该反对并要坚决杜绝的。所幸的是，目前国内通俗史学的传播者们也大都注意到了这一点，并大力提倡历史科学的真实性与通俗性的统一。如王立群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被问及其在《百家讲坛》讲座有什么原则时，他认真地回答道：“一是忠实于文献记载，二是讲出自己的观点，三是讲出我所认为的历史真相，四是语言表述的通俗化。”草根史学的代表人物赫连勃勃大王也一再声称“我是一位严肃的历史写作者”，草根阶层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当年明月也在反驳别人论其代表作《明朝那些事》有戏说之嫌时说道：“我没有戏说，更没写小说。可以负责任地说，《明朝那些事儿》中有90%的内容都是真实的，都有史书记载。要说虚构，那只是一部分场景和细节。再说了，任何一部史书都无一例外地加进了写史者自己的观点，《史记》里司马迁写韩信，为什么不从某年某月韩信出生开头，却直接写韩信胯下受辱？这就很能说明问题。” 既然通俗史学的流行已然在新世纪里成为众多史学发展趋向中最突出的一个亮点，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史家如何做才能使这一亮点更加突出呢？以传播学的理论来分析，在传播媒介、受众者、传播时间相对固定的情况下，传播者与传播的具体内容则显得异常重要了。解玺璋先生曾说道：“通俗历史写作就是要用‘细节’这个锤子敲开它的外壳，把藏在里面的真相和盘托出。这是通俗写史的主流。但‘细节’这个锤子也很危险，用力过度，也有可能会把‘真相’砸得面目全非，那就适得其反了。”因此，我们认为，要做好这一工作，首先是要进一步提高史学传播者的综合素质，明确传播者身份的合法性问题。当下通俗史学的流行，其主要靠着电视、网络以及通俗易懂的图书等传播媒介来完成的。而其传播者则是以易中天等为代表的电视学术明星和以当年明月等为代表的草根学者为主。我们暂且可以称其为当代通俗史家。对于这两派通俗史家的优点和长处，我们已经十分明了，即他们十分擅长利用当代先进的舆论传播工具，借用生动真挚的语言或通俗畅晓的笔风来赚取社会一般大众对他们的支持和肯定。而不足之处则是相对于专业学者在知识储备和治学的严谨性上有着一定的差距和不足。更有甚者，一些草根写手无视历史真实的客观性存在，为了一些短期的经济利益而抹杀了历史和文学之间的区别，任意地编造历史，篡改历史，这是我们绝对不允许的。鉴于以上诸多问题，有学者指出：“正如一些西方史家所提出的那样,现在史学界面临的挑战,不是研究技术,而是用通俗的手法,向更广大的读者重新介绍历史。中国缺少一支写作水平高、又能及时吸收史学研究成果的历史作品创作队伍。” 因此，如何更好地确立在新的世纪里通俗史学者身份的合法性问题，则是我们所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在这一点上，一些史家已经给予了一定的关注，并提出了一些合理性建议，尽管这些建议互有抵牾，有的甚至是完全对立的态度和观点。如一些史家认为史学传播与史学研究应该具体分开，各有分工。他们鼓励正常的史学应用工作，但并不认为具体从事学术研究者应该参与进来。乔治忠先生就说道：“我觉得史学的学术研究和应用应该分开,不应该把史学的应用和史学的学术性混为一谈。应用是自然的,学术搞得好,搞得正确,它的社会效益自然会体现出来,但不应算在学术里面。”但有的学者则不认同上述观点，认为史学研究者亦应该参与到史学传播与普及之中，只不过史学研究者与一般的通俗史家二者的历史书写与受众者有所不同，各有侧重而已。钱茂伟先生就认为，通俗史学在致用上实际有两种用法:“一种是指史学工作者把历史知识传播出去,为社会大众所用；另外一种是文艺工作者把历史知识拿过去用各种体裁来改写。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用法。一是采用的主体不同；二是它们的学科性质不一样,以后面临的对象和读者群体也不一样。由职业史家写出的实际只能面向社会的知识层,而文艺面向的则是大众。前者为科普型通俗,后者为娱乐性通俗。”还有一些学者则主张应该在职业史家和通俗史家之间寻找到一条桥梁，以集二家之长，补二家之短。这正如陈新所说的：“历史使人明智,这种智慧不只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历史知识,而更多的是指阅读历史可以令人们通过类比历史经验,形成各自对于现实的反思能力。如果多数职业历史学家从历史中获的智慧总是因其表达的习惯,深深地埋藏在艰深的文字之下,那么,生产‘易读性’历史作品,建造起沟通职业历史学与普通受众的桥梁,就需要一组新的人员———公众史学家来实现。” 从对于史学传播的内容来看，当下通俗史学虽然持续发展，但其所宣扬的史学内容却多是一些古代历史的宫廷争斗、才子佳人的历史，还有一些是不加版本选择、品质不一的白话古代历史与文化典籍的相关读本，前者的历史写作虽然能够暂时满足民众对历史的好奇感，饥渴感，但对于民众的人文素质和精神气质的提高，却无甚帮助；而后者的普及读物质量的低下，缺乏厚重感和历史感则更令人忧心。当然，另一方面我们还要看到“历史知识的普及与学术水平的提高并不是互相排斥的，是可以互相促进的”。马宝珠先生就认为：“史学的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本质正在于史学社会价值与学术价值的统一。”因此，“史学工作者要有现实感”，尤其是作为一个从事历史通俗化、大众化的史学工作者而言，最重要的是在尊重历史真实性和客观性的基础之上，努力提高自己的知识贮备和学术创新能力，同时寻找到普通民众的最佳历史选择，了解到什么才是民众最喜欢，最易接受而又能提高民族文化和人文素质的史学内容，并利用当今的各种媒介传播手段，以通俗化的手法传播给社会大众，则是我们以后所要做的另一重要工作。总之，借用瞿林东先生的话：“史学的普及工作,对中华民族每一个成员从做人到参与社会活动直到制订国家政策,都有重要意义,应受到格外的重视。” （作者单位：江苏大学文法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