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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氏家族成员大多先后毕业于国内外的著名私立学校,他们主政后对私立学校的关注十分投入。而以往学界对宋氏家族研究的重心集中在政治、经济和外交方面,因此,其家族成员对近代中国教育事业(包括儿童保育到大学教育)的贡献则较少为人提及。 宋氏家族对教育的影响力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大大提升,直至国民党败退台湾。不言而喻,其对教育的影响来自于他们在中国政治领域的影响力,尤其是蒋宋两家联姻后,宋子文、孔祥熙先生先后就任南京国府财政部部长,他们两人分别担任了多家私立学校的董事。如孔祥熙曾兼任齐鲁大学、之江大学校董,并大力协助燕大在成都复校。 家族成员或因个人的乡情、校谊而参与到学校筹建、扩建之中。宋霭龄在铭贤学校短暂的任教、代理校长,则是因为孔祥熙作为铭贤学校校长的原因。后者在家乡创办学校不无服务桑梓之情。宋子文则因早年毕业于圣约翰大学而对母校抱深厚感情,曾多方努力将盛宣怀生前藏书六万六千多册捐赠给圣约翰图书馆。个人早年的生活经历成为他们对某地方教育事业特别关注的原因之一。 另一例证则是在抗战结束后,祖籍海南的宋子文积极推动了私立海南大学的筹建,并任董事会主席。1947年至1948年,虽然已经不是权倾一时的财政部长,时任广东省主席的他与诸位海南籍人士抱开发海南的宏愿,积极筹划海南大学的建立。海南大学先成立,然后才报备教育部,宋子文则在其中穿针引线,取得教育部的认可,私立海南大学才最终得以成立。 除了以私人身份参与私立学校的建设外,宋氏家族成员还利用其在政府中的影响,扩大政府对私立学校教育经费的投入持续加强。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因蒋介石第一次下野后,中央政府成立大学院,一度为保障教育经费来源的稳定,将国家多种税收列入大学院独立征税。1928年北伐完成,国家统一后,财政部长宋子文即将国家财政统一,逐步解决教育经费的长期拖欠问题。特别是自1932年国民党内的内战结束后,国家财政对教育的投入逐步提高,至抗战爆发前,教育经费的投入明显增加。这也是被知识精英视为形成所谓“黄金十年”的一个重要因素。 抗战爆发后,孔祥熙时代的财政部虽然面临抗战经费的迅速增加和通货膨胀的困境,但对教育经费的投入仍能保持在一定的水平上。整个抗战期间的教育经费投入仅次于军费的投入。抗战期间大量私立学校内迁大后方,一度丧失筹款能力,为此财政部将大量教育经费用于私立学校。如此时的私立复旦大学、厦门大学、南开大学都因无力开办,先是接受政府财政补助,最终彻底改为国立大学。抗战期间,政府对师生的救助,也由原来只负责公立学校扩大到私立学校。 宋氏家族与教育的另一些联系或许更多地出于政治的考量。宋美龄在国民革命成功后,创办了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以及遗族女校,教养那些为国民革命战死的革命将士之子女。抗战爆发后,1938年3月,在宋美龄的领导下,“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战时儿童保育会”(简称为“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在汉口成立,各地也纷设分会。该会设法筹款抢救、转运难童。抗战期间,共收容教养29486名儿童。宋霭龄的传记作者称,宋霭龄也捐助一百位儿童的常年生活费。三姐妹还曾在重庆一起参观了儿童保育院的情况。宋庆龄对教育事业,尤其是儿童教育事业贡献颇多。抗战时期宋氏三姐们收留教养难童,宋庆龄参与其中。到新中国时期,宋氏家族成员大多定居美国,留在大陆的宋庆龄在儿童教育方面多有建树。 (感谢复旦大学近代中国人物与档案文献研究中心、上海宋庆龄研究会主办的“宋氏家族与近代教育”研讨会提供资料)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