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望过去，尽管在中国革命史上，外部因素不可忽视，但将20世纪前期国共两党力量的消长兴衰归于斯大林一人，未免太高估了这一影响。大革命时期一系列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运动，其根本原因是世界范围内民族主义的兴起和国际殖民体系的松动。北伐战争的胜利及其后一系列反帝爱国运动的发生，与其说是苏联对国民革命军大力扶持和指使的结果，不如说是国民革命军的举措顺应了民心。各阶层人民的积极支持才是大革命不断取得胜利的主要因素。全国民众在旧军阀和北伐军之间，用行动站到了符合民意的一边。至于抗战胜利后，中共军队在东北接收武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编的《中华民国史》中有比较权威的说法，“据国民党情报估计，苏联给中共的武器‘以轻武器即少数火炮为主’，重武器则大部运回国内”。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政治局会议上还提到“枪接收了十二万支，还有些炮”。相形之下，同时期美国对国民党的“中国建军计划”则要气魄得多。据统计，及至1947年，美国已向国民党军队无偿转让了6500多吨弹药，又以原价的十分之一让售了1.3亿发子弹。在获得外援方面，国共双方孰强孰弱，差距之显，立见分明。胡先生以此解释国共两党的兴衰，将政权的易手更迭归结为某种阴谋，甚至一些旧武器，而不考察民心向背，笔者不免为这样一种逻辑思维感到诧异。或许在胡适的眼中，历史不过是一个任人随意打扮的小姑娘罢了。 据悉，胡适在撰文之后，曾主动致信蒋介石自荐文稿，而蒋氏对此文也甚为欣赏。后来蒋介石的《苏俄在中国》，其思路就颇受胡文的影响。所以，不管文章作者的动机如何，胡适的这篇《史达林》很显然拉近了其与国民党的关系。对此，台湾学者黄克武含蓄地指出，这是胡适进入“中研院”担任院长的进身之阶。一生服膺西方民主的胡适先生，在其前半生，无论是以学者或政治家身份登场，自认有种独立的政治立场，与各党派保持距离，所谓“无党无派，不激不随”。而这篇奇文，无论是从其内容或是影响来看，都更像是出自戴季陶这类国民党职业理论家之手。鲁迅当年曾撰文批评胡适“好人政府”的主张，戏称胡适是北平街头的“领头胡羊”，带着身后的众多山羊走进屠宰场，以调侃其对当权者小骂大帮忙的态度。而到了这篇文章问世，“小骂”是没有了，只剩“大帮忙”，帮忙的“对象”自然欣然笑纳。只是这样的文章未免动机太露，写得也轻率潦草，缺乏说服力。 饶有意味的是，胡适在这篇《史达林》中处处体现着对苏联的厌恶，但他最早对苏联的印象却是极好的，甚而赞赏苏联的政治体制，要求国民党诸公向苏联学习。20世纪20年代，胡适在访问欧洲时途经莫斯科，他对眼见的种种景象颇为欣赏，认为苏联是中国发展的楷模。这与其20年后对苏联的认知相比，真让人唏嘘不已。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历史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