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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薇,福建龙岩人。1932年考上明治大学。在日期间积极参加留学生的进步活动。“七七事变”后,她怀着抗日救国的满腔热情,毅然回到祖国。1938年4月,黄薇作为一名华侨记者,以新加坡《星洲日报》特派记者的身份,参加武汉新闻界组织的记者团前往徐州抗战前线采访。1938年6月,世界学生联合会代表团赴延安,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安排黄薇随团前往采访。 黄薇到达延安后,受到毛泽东的多次接见。她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是在一个联欢晚会上。毛泽东给黄薇的感觉是,这个共产党领袖非常随和亲切,深受百姓拥戴。7月下旬,毛泽东在晚上十一点多钟接见黄薇和其他两名记者。这次会谈中,毛泽东高度赞扬了广大华侨的爱国精神。他还指出,“华侨同胞身在异国,但他们同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祖国的兴衰,同他们的境遇紧密相关”(黄薇、龚陶怡:《风雨人生:黄薇、龚陶怡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51页)。 在后来的一次宴会上,毛泽东问起黄薇他们来延安后的感受。黄薇认为,延安虽然生活艰苦,却是个新型的社会,在这里大家上下平等,同甘共苦,每个人都显得健康活泼,轻松愉快。最后黄薇要求留在延安学习和参加革命事业。面对黄薇的请求,毛泽东建议她还是做记者更好,“当记者也是学习,作为一个华侨记者,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向海外侨胞作宣传报道,使他们了解祖国的情况,增强抗战必胜的信心,这个工作很有意义,这也是为祖国抗战做出的贡献”(《风雨人生:黄薇、龚陶怡回忆录》,第54页)。 虽然留在延安是黄薇由衷的心愿,但她还是遵照毛泽东的意见,开始了华北敌后采访的历程。黄薇先后采访了八路军著名将领聂荣臻、贺龙、萧克、左权,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模范县长吕尊周以及英勇队长毛支等人。1939年2月到8月,她以亲身见闻写成百余篇敌后通讯,先后在《星洲日报》和《星洲晚报》等报刊上连载。这些通讯或者报道共产党领导群众英勇抗战的事迹,或者揭露日本法西斯令人发指的战争罪行等,在海外侨胞当中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如黄薇写的报道《见到贺龙师长》(发表于《星洲日报》),不仅生动介绍了贺龙的生平及其全家30余人都被国民党杀害的事迹,而且还客观真实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坚决抗战、为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新中国而奋斗的决心。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这样一个没有政治派别的华侨记者之手,将晋察冀边区这些共产党人真实而生动的形象传播到海外,比党报记者的报道力量更大,更让人信服,也更有利于塑造中国共产党的海外形象(宋素红:《女性媒介:历史与传统》,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92—193页)。 1941年9月,黄薇由香港来到菲律宾,她以记者的身份与当地华侨人士进行了广泛的接触(龚陶怡编著:《黄薇纪念集》,中国致公出版社2004年版)。次年,为了揭穿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和欺骗宣传,“华侨抗日反奸大同盟”推出了地下抗日报纸——《华侨导报》(赵振祥等:《菲律宾华文报史稿》,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102页)。组织委派黄薇负责《华侨导报》的编辑工作。黄薇和她的同事们一起,就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冒着生命危险出版和发行这份报纸,一直到马尼拉光复,坚持了整整三年。为了促进中菲人民之间的互相了解,《华侨导报》还特意推出英文双周刊《新中国评论》。 《华侨导报》及时地报道中国和世界各地的抗战形势,介绍解放区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展生产、推行民主改革的情况,还经常转载毛泽东等人的一些重要文章,如《论联合政府》和《改造我们的学习》等。这对于澄清华侨华人和菲律宾社会当时的思想混乱、加深华侨华人(也包括当地群众)对中共的认识以及树立抗战胜利的信心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那时,菲律宾的广大民众和华侨华人,深受日本帝国主义军事淫威的逼迫,以致有人形容夜里听到日本宪兵的靴子声都吓得打哆嗦,可是在黄薇与《华侨导报》等的大力宣传和鼓舞之下,许多海外的优秀儿女毅然决定回国,积极投身到火热的抗日战争中去,成为坚定勇敢的无产阶级战士(王颖:《归侨女记者黄薇》,《海内与海外》1996年第9期)。马尼拉光复之后,华侨抗日反奸大同盟在《三年奋斗史》中对《华侨导报》发挥的重要作用与影响作了这样一个总结:“《华侨导报》的出版,使整个抗反同盟在宣传工作上,在组织的巩固和发展上,在同敌奸作各种斗争上,都起到了极其重大的作用。”(《风雨人生:黄薇、龚陶怡回忆录》,第173页) (作者单位:中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