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讼师在中国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职业,指的是民间帮人打官司的人。因为封建统治者一直秉承以德治国和以“和”为贵的统治理念,而讼师又经常武断乡曲、挑唆生事,所以历来受到统治阶级的打击。到了晚清法制转型的过程中,讼师这一职业才呈现出新的面貌。 一 讼师之业由来已久,春秋时期的邓析被认为是讼师之祖。然自始至终,讼师一直游走在合法与非法的边缘,在明清时代更是被官府严厉打压。官员到任伊始,每每贴出告示,警告讼师勿要生事,甚至要其远走高飞。一旦抓获,很可能处以法外加重的“光棍例”(专门惩治地痞流氓、无皮无脸之人)。打压讼师的行为与儒家传统的礼治思想有关。做过鲁国司寇的孔子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其最终目标是希望做到民众都不打官司,似有营造和谐社会之意。郑国执政子产铸刑书于鼎,向全国公布成文法。晋国大夫叔向批评说,此举使民“弃礼而征于书,锥刀之末,将尽争之”。可见儒者并不主张以法律解决争端。然而随着国家疆域的扩大,部族间不成文的“礼”让位于公布在外、确定无疑的“法”,已是无可移易的趋势。不过,统治者依然相信,即便做不到“无讼”,至少也要“息讼”。民如赤子,官员如父母,矛盾本来容易解决,为何还会出现与日俱增的案件和渐趋复杂的案情呢?官府认为,这全是因为奸狡的讼师在背后挑唆纯朴的百姓,给国家治理带来麻烦。此种见解并非毫无道理,比如即便是现在的香港,法律也严禁律师“包揽诉讼”,其目的正是为了防止诉讼的泛滥和保护当事人的利益。 民间舆论的普遍心态也与官方接近。广东民间俗语有“生不入官门,死不入地狱”之说,可见“厌讼”实为最常见的社会心态。但吊诡的是,由于明清以后人口暴增所引起的资源紧缺与激烈竞争,诉讼案件的数量却是与日俱增,审断案件成为地方政府的主要政务。乾隆年间名幕汪辉祖在偏僻的湖南宁远任知县,每年尚且要接收一万多张诉状,更勿论经济发达地区。明清时代民众跟法律的接触,可能要比我们原来的想象密切得多,案件诉讼存在着官方“表达”与社会“实践”的偏差。 二 在传统社会,绝大部分人既不识字,更不具备亲笔写状纸的能力,也不清楚告状的程序,所以要打官司就必须请人代劳。有鉴于此,历朝统治者试图将讼师的部分功能合法化,将有限度的法律援助纳入政府的监理系统。如宋朝允许民间开设“写状钞书铺户”,承办各种诉讼和公证事务。到清代则限制加严,要求如实叙述案情,只有经政府考核通过的“代书”能为百姓书写状纸。无“代书”戳记的状纸,官府一概不收。然而正是因为“代书”受到官府限制过多,打官司的百姓往往先找好讼师,拟定状纸的草稿,然后请“代书”抄写和盖印了事。 讼师在诉讼中位居关键。秦汉以后,官府实施书面诉讼制度,状纸成为立案和判案的前提和重要依据,故具备专业写状能力的人被称作“状师”,或者“刀笔吏”“刀笔先生”,江浙一带干脆以谐音称其为“刀笔邪神”。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就说过,讼师“或据律引例,深文周纳;或上下其手,颠倒黑白;一语足于救人,亦足于杀人”。显见讼师所做的,主要是夸张案情,尽量迎合官府的问案标准,以求诉讼请求被接纳。 讼师写状的这种标准写法,实际导源于明清社会实行的“小政府主义”。即在管理社会和统治百姓时,地方政府只要能维持正常的运转即万事大吉,并无不断提高管理和治政水平的要求。因此,官府多只关注谋逆、人命、盗贼等大案、要案,而对于大多数的民间邻里的词讼小事往往不甚措意,甚至不接受案件的成立,还让其自行调解。要保障诉讼人的权益,讼师也只能夸大其词,以引起官员的重视。“无谎不成状”于是成为当时案件诉讼的常态。南宋名吏胡颖就指出,词讼“三分之中,二分真而一分伪,则犹为近人情也!”(《名公书判清明集》)这谎只要不超过案情的三分之一,就算是官府可接受的“人之常情”了!讼师这种“有失斯文”的行为自然为儒林所不齿。清人王有孚的笔记《一得偶谈》,刻意区分“讼棍”和“讼师”,恰恰反映出当时一般舆论眼中,这些法律从业者的形象确实不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