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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认识五四以后的新文化运动？ 在十月革命特别是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的一批先进分子开始把自己的目光从西方转向东方，从欧美转向俄国，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转向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中国的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形成为一股有重要影响力的思想潮流，这是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的显著特点和最大收获，也是这个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发展。如果说，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先进分子曾经企图通过学习西方、走资本主义道路来解决中国问题但没有获得成功的话，那么，这个资本主义死胡同的墙壁如今是被推倒了，在马克思主义光辉的照耀下，他们开始看到了展现在前方的一片广阔的新天地。尽管他们在当时发出的声音也还比较微弱，其影响也还没有来得及扩展到广大的人民群众中去；但他们的出现，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全新的因素，是中国即将经历伟大事变的发端。他们所宣传的思想，所从事的事业，是具有远大的发展前途的。所以毛泽东说：“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 1.中国的先进分子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有没有抛弃五四运动时期的科学和民主精神呢？没有。他们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并且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从而赋予它们以新的含义，使它们在更高的层次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 首先举起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的陈独秀在开始向社会主义方向转变时，即指出：“十八世纪以来的‘德谟克拉西’，是那被征服的新兴财产工商阶级，因为自身的共同利害，对于征服阶级的帝王贵族要求权利的旗帜。”而“如今二十世纪的‘德谟克拉西’，乃是被征服的新兴无产劳动阶级，因为自身的共同利害，对于征服阶级的财产工商界要求权利的旗帜”。在信仰马克思主义之后，陈独秀更明确地指出，“民主主义只能够代表资产阶级意志”；“共和政治为少数资本阶级所把持”，“要用他来造成多数幸福，简直是妄想”；多数人要享有民主权利，必须铲除少数人享有的阶级特权，改变“大多数的无产劳动者困苦不自由”这种“不合于‘德谟克拉西’的状况”。这样，他们就把少数人的民主和多数人的民主，资产阶级的民主和劳动阶级的民主区分了开来。显然，提倡多数人的民主、劳动阶级的民主，这不是对民主的否定，而是把民主提到了更高级的层次、扩展到了更广泛的范围，从而把民主的旗帜真正地高扬了。 至于科学，陈独秀这时认为，研究社会科学，我们应当“用科学的方法从客观上潜心研究人事物质底分析”，不应当“天天用冥想的方法从主观上来解决宇宙人生问题”。而“马克思所说的经济学或社会学，都是以这种科学归纳法作根据，所以都可相信的，都有根据的”。“所以现代的人都称马克思的学说为科学的社会学”，“为科学的社会主义”。显然，提倡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观察和研究社会，这不是对科学的否定，而是真正使科学方法的运用不再局限于对自然界研究的领域，而且扩展到了对人类社会、历史研究的领域中去。这不是科学精神的进一步高扬又是什么呢？ 2.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有没有中断或取消五四以前新文化运动参加者们所从事的反对封建主义思想文化的启蒙工作呢？没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从一开始就是封建主义思想文化的坚决批判者。由于他们运用新的思想武器即历史唯物主义史观来解析封建主义思想文化，他们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以往启蒙学者的弱点，从而把反封建的启蒙工作有力地引向深入、推向前进了。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比以前的启蒙学者用进化论思想来否定孔子学说在现代生活的权威更进了一步，“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他们指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孔子学说之所以支配中国人心两千年，“因他是适应二干余年来未曾变动的农业经济组织反映出来的产物，因他是中国大家族主义的表层构造，因为经济上有他的基础”；这种学说由于“不能适应中国现代的生活，现代的社会”，随着传统的农业经济的变动以及相应的大家族制度的解体，它的崩颓粉碎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这样，他们就揭示了封建主义思想文化产生的社会根源，从根本上否定了它在现代社会中作为人们的基本行为规范的价值。 其次，与人以往启蒙学者主要运用个人主义思想来批判纲常、名教之类不同，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成为这种批判的思想武器。他们指出，绝对的个人自由是不可能有的，普遍的个性解放离不开整个社会的解放。指明这一点，并不意味着否定个人自由的价值，而是为了给个人自由的内涵作出科学的界定，并对争取这种自由的途径作出切实的说明。 第三，与以往多数启蒙学者把争取个人的个性解放作为反封建思想斗争的主要出发点与立足点不同，其主要着眼于争取人民群众的社会解放。他们把反封建思想的斗争，扩展为反对滋生这种思想的封建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斗争；把反封建斗争的方式，由少数人进行的思想批判，逐步地发展为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 此外，在思想文化战线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正是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支生力军与革命同步，在斗争中成长。他们在社会科学领域和文学艺术领域中，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 由此可见，所谓“救亡压倒启蒙”这种说法，经不住历史事实的检查，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3.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有没有割裂或中断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呢？没有。中国的先进分子之所以在中国的大地上举起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旗帜，只是因为它作为严密的科学理论比之其他任何一种学说都适合于中国的需要，“只是因为他能够圆满解决我们的问题，能于我们有益处”。正因为如此，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一开始就是注意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来创造性地运用这个科学的理论。 中国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在当时就指出，我们“应该细细的研考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怎样应用于中国今日的政治经济情形”；应该懂得“宣传理想的主义”与“研究实际的问题”是“交相为用”、“并行不悖”的。后来，毛泽东更明确提出了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样一个任务。中国共产党人强调，应当使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我们应当“把这一切优秀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认为自己的一个任务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这一切“发扬光大”。 正是遵循着这样一条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经过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努力，马克思主义这个产生于欧洲的科学世界观和社会革命论才获得了在中国借以实现自己的民族形式，获得了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这个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又是中国的。它不仅以新的理论、新的观点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宝库，而且也使我们民族的优秀文化由于充实了新的时代内容，而得到了升华。正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指引下所进行的伟大斗争，使得我们得以洗刷百年来所蒙受的难堪的屈辱，而光荣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主张，对于中国古代的文化遗产，“应当充分地、批判地利用”，应当采取“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方针。他们同文化复古主义者的分歧，并不在于要不要继承中国的历史文化遗产，而在于：第一，对于中国的历史文化遗产是批判地继承呢，还是无批判地兼收并蓄，以至连它的封建性的糟粕也加以吸收，对其中的封建性毒素也加以赞扬？第二，是通过批判地继承中国历史文化的优秀遗产来推进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呢，还是颂古非今，把孔学奉为中国的正统思想以取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指导地位？显然，这里所涉及的，不是问题的若干细枝末节，而是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方向、道路的根本。正因为如此，在这类问题上，人们应当保持清醒的认识，而不能有丝毫含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