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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锺书先生在其提交给牛津大学的学士论文《17、18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中，就17、18世纪英国文学的中国观演变有一段总结：“18世纪的英国文学（钱先生在该论文中取文学的广义概念，包括小说、戏剧、诗歌等虚构文学及游记、回忆录等纪实作品）充斥着对中国文化及对当时（在英国乃至整个欧洲）甚嚣尘上的中国风的批评。这个时代的英国文学似乎是对创造了它的社会氛围的拨乱反正，而非反映。”至于原因，钱先生由反及正地说，“这不能用英国关于中国的知识大增来解释：无法用‘蔑视源于熟悉’来概括此现象。在东方学的研究方面，英国人一直落后于法国人……18世纪英国人了解中国及中国人的两本主要的参考书都出于法国耶稣会士之手。然而，法国人对中国文明的知识丝毫未导致蔑视。相反，他们对中国的崇拜在18世纪达到了高峰……两者中国观的差异，说明了品位变迁的难以琢磨，以及关于时代精神的概括难免欠准确。” 钱先生以上论断的重要论据是英国人安逊（George Anson）的《环球航海记》与笛福（Daniel Defoe）的《鲁滨逊漂流续记》。诚然17—18世纪，由英国人撰写的涉及中国的20余部游记作品中，有不少对中国的评价比较负面，其基调可称作全面的否定甚至蔑视。其中较为典型的除了《环球航海记》外，还有诺伯尔（Charles F. Noble）的《1747—1748年间的东印度地区航海记》以及巴罗（John Barrow）的《中国旅行记》等若干马戛尔尼使团成员的旅华游记；至于部分的批评与贬斥，则更是俯拾皆是。与此形成对比的则是这一时期的欧洲，是“中国之欧洲”。无论是17、18世纪来华耶稣会士发回欧洲关于中国的报告以及以此为基础编撰的诸多著作，还是欧洲商人大量进口中国的瓷器、茶叶、家具、丝绸等特产，中国在思想、文化甚至日常生活上都给予了欧洲重大影响。此时的中国在欧洲有着光鲜的形象，在许多方面是欧洲的榜样。然而，正如钱先生所指出的“概括难免欠准确”，他说此时代法国人丝毫未蔑视中国文明，只是一味崇拜中国，在笔者看来也稍有武断之嫌。例如，担任瑞典东印度公司商船布道牧师的托利（Olof Toree, 1718—1753）曾在1751—1752年间到访广州，留下了《托利先生旅行记》一书，书中对中国的描述也是以对中国的负面报道为主。不过，托利也说，“我上述所讲的内容仅来源于我对商人及工匠的观察。因为我并不了解上流社会的习俗，我们不能仅根据下等人的状况来述说整个中国。” 其实，在包括游记在内的各类西方作品中，以抨击中国为主题并非是18世纪英国人的独创，安逊的《环球航海记》更不是当时欧洲首部塑造中国负面形象的作品。然而，该作品在作者的身份特征及文本的叙述模式上却有其典型性。由此，我们也许可以进一步考察启蒙时代英国旅华游记对中国进行批评的内外因及其运作机制。笔者在探讨、总结多部旅华游记后认为，此类作品中决定作者是以赞赏还是批评中国为主旨的因素，除了钱先生指出的时代变迁、品位变化及国别特色等，似乎还有另外两个重要影响源。一是旅行者或作者身份。18世纪仰慕中国的欧洲旅华者以天主教传教士为主，而抨击中国的旅华者一般为商人、军人或外交人员。这些人居留中国的时间相对短，无一懂得中国语言，无法像传教士那样阅读中国典籍并与中国人尤其是上流社会直接交往，了解到中国文化的精髓。特别是商人与军人，来华后一般仅在中国南部沿海尤其是广州作短暂停留，且接触的中国人大多为与他们进行交易或交涉的商人、平民与地方官，而这些人代表的是中国文化较低的层次，在他们身上糟粕陋习往往多于良风美俗。同样重要的是，耶稣会士为了获得修会乃至教宗的同情与支持，更好地实现其在中国传教的目的，往往将中国理想化，而以其他身份来华的欧洲人则没有这份使命，也就不必采取同样的赞美中国的策略，他们往往是毫无顾忌地把自己在华的遭遇及观感“照实”写出。不过，信笔写出未必就能完全反映事物的本质，尤其是在民族特性这些微妙敏感的问题上。二是意识形态或宗教立场的影响。与其说安逊逆当时欧洲中国观的主流而行，借中国这个“反面教材”来颂扬自己的祖国英国，不如说他作为英国国教徒，是站在反耶稣会士的立场上对后者的中国观进行全面质疑与抨击。在安逊游记的最后一章，作者谈论了中国的政治司法制度、官员、人民的智慧与能力以及道德习性等，无不以耶稣会士的观点作为攻击的靶子，而安逊之后的英国游记作者一旦要抨击中国，心中似乎都有耶稣会士那么一个显现或隐在的靶子。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