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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为悠久的国家之一，也是世界上最重视史学传统的国家。诚如梁启超所说，“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史学在中国传统社会，事实上起着准宗教的功能。帝王将相可能不怕天不怕地，但怕史官，在乎自己的历史形象，所以才会有太史简、董狐笔的典故。唐代以前，皇帝无权阅读史官对他的记录，史官地位相当特殊。这种情况，自唐太宗以后才慢慢改变，但帝王在乎自己在历史上的名声，则是中国一大传统，根深蒂固。 以史为鉴是史学突出的功能。唐高祖称修史是为了“考论得失，究尽变通，所以裁成义类，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唐太宗将史书的功能明定为“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为的是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而“有资于治道”。至于唐太宗对房玄龄所说的“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那句名言，早已为人们耳熟能详。事实上，中国每一个兴起的王朝，都从前朝以及更早的朝代汲取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利者沿之，弊者革者，有损有益。由封建而郡县，由九品中正而科举取士，由藩镇割据而以文制武，都是以史为鉴的结果。一部中国政治制度变迁史，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不断地以史为鉴的制度完善史。 就像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人，历史上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朝代。以史为鉴之所以可能与有效，这是因为，第一，每一个朝代的存在，都是历史的存在，都是由历史的联系、发展与积淀而来，都离不开此前业已存在的物质环境、科技水平、典章制度、精神氛围与各种联系，这也是秦制汉承、隋制唐袭、明制清袭的内在根源。第二，古人今人，心同理同。不同时代的人，可能相隔一两百年甚至一两千年，可能物质环境、科技水平、典章制度、精神氛围与各种联系已有极大变化，但是，同样作为人，其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需求，其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其思维方式，还是有其相同、相似、相通之处。正因如此，前人的经验与教训就可能化为后人的智慧，对后人有启迪与劝诫意义。人生不过百年，所能亲历亲见亲闻之事总是有限，但是，如果能够化古人之经验教训为自己之智慧，在一定意义上，即延伸了个人生命的长度，扩展了个人生存的空间。培根说“读史使人明智”，原因盖在于此。 以史为鉴，当然包括汲取世界上其他国家与地区的历史营养，但是，更自然、直接、有效的是从中国自己的历史中汲取营养。这是因为，中华文明有着独特的自然环境，独特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独特的价值体系，历数千年而未中断。中华传统文化有些元素，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于中国人心灵之中，体现于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之中。有些文化传统看似中断，但未消亡，一旦激活，仍能发挥重要作用。任何历史研究都不是纯粹的发思古之幽情，其立足点是现在，研究对象是过去，而面向是未来。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今天遇到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过的很多事情，也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中国的今天是从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发展而来的。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深入总结。 （作者系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