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一门学问和学科的“东方学”起源于欧洲,是西方人研究东方(亚洲及北非地区)各国历史文化及现实问题的综合性学科。中国的“东方学”是20世纪初兴起的研究东方国家(亚洲与北非)各国历史文化的综合性学科,在学科方法上受到了西方“东方学”的启发和影响,但主要是基于中国学术发展的内在逻辑与现实需要,立足于中国文化并发挥了中国学术文化优势,形成了丰厚的学术传统。日前,“中国东方学学会筹备会”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召开,记者针对东方学在我国发展的历程、现状及对“一带一路”倡议的作用等主题采访了相关学者。 北京师范大学东方学研究中心主任王向远指出:20世纪的一百年间,东方研究领域中已有四代学人,形成了一以贯之的学术传统。1900年前出生的第一代东方学家,如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苏曼殊、熊十力、杨仁山、吕澂、太虚、许地山、周作人、朱谦之、陈寅恪、梁漱溟、汤用彤、丰子恺等主要活跃于二十世纪上半期,他们是中国东方学的奠基的一代。此后的20世纪初年出生的第二代东方学家,如向达、季羡林、饶宗颐、印顺、林志纯、吴晓铃、金克木、徐梵澄、周一良、纳训、纳忠、马坚、常书鸿、常任侠、梁容若等;1920-1940年间出生的第三代东方学家,人数增多,是当代中国“东方学”承前启后的一代。而1950-1970年代出生的第四代东方学家,较之前三代,队伍阵容成倍扩大,是当前中国“东方学”研究中最为活跃的一代。在上述四代学人的努力下,当代中国的“东方学”已经形成了“理论东方学”、“分支学科东方学”、“区域东方学”“国别东方学”、“比较东方学”“应用东方学”等七种学术形态。 王向远认为,虽然中国的“东方学”有了上百年的学术传统,有了丰厚的学术积累,但由于种种原因,与欧洲、美国、日本及韩国的“东方学”相比,中国“东方学”的学科自觉意识还较为薄弱,学科理论建设严重不足,以至长期处于“有实无名”的状态。中国作为亚洲大国,长期以来却在学科建设上严重忽略西方之外的其它东方国家、亚非国家的研究,对于除西方学、国学以外的学问不甚重视,从而导致在学术体制上没有形成“东方学”这一独立的学科。 天津师范大学东方学研究中心副主任黎跃进表示,中国的东方学学术史的研究应当在对古代文献进行整理的过程中得到推进,丰富的古代文献资源蕴藏着东方学研究的宝藏。官修史书、周边地区和国家的文化历史记载、个人著述等描述了当时当地的宗教文化,风土习俗,物产气候,文化政治等成为珍贵的文献。他还特别提到了佛教僧侣的相关著述,比如《法显传》是研究中国与印度、巴基斯坦等国的交通和历史的重要史料;《大唐西域记》对当时南亚、中亚和东南亚的文化都有介绍;历代边吏使臣,汉唐以来的官员,对东方民族文化有意识的观察,考察,著述了具有经世致用倾向的史书等。 青岛大学文学院教授侯传文以全球化为背景提出了“东方文化的命运”的思考,东方是“被动全球化”的受害者还是主动构建的参与者?侯传文认为,应当以全球化与东方文化、东方文化史等为议题进行理论建构。此外,黎跃进还提到,中西交通史、敦煌学、西夏学、丝路学等跨学科和学科融合的研究也对发展具有中国的“东方学”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王向远强调,要发展中国的“东方学”就需要从学科理论、学科原理与学科建设的角度,对中国“东方学”的若干重要理论问题,如历史渊源、学科成立、学术形态、学术功能等问题,做出提炼、总结和概括,为中国的“东方学”的学科原理、学科体系的建构及学术史的研究打下理论基础。另一方面,还要成立相应的“中国东方学学会”这样的学术组织,以便有效地集结力量,打造中国东方学的切磋交流的团体、国际交流的平台,在这样一个平台之下,可以为我国“一带一路”倡议提供学术支持,为“国学”的发展提供更广阔的空间,突破东方各国的国别研究的局限,打破学科藩篱,推动超学科的综合研究与比较研究。而“中国东方学学会”的筹备会的努力,就是在这方面迈出的重要一步。 记者 吕梦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