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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学术史和审视当前研究，道教与科学的关系是一个颇有争议又引人入胜的国际性学术话题，海内外许多著名学者如李约瑟、陈国符、席泽宗等都曾参与研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四川大学文化科技协同创新研发中心主任姜生从事历史学、宗教学、科学史的交叉学科研究，长期致力于开拓建设“道教与科学”（道教科技史）学科体系，形成了稳定的国际化学术团队，目前主持“中国道教科学技术史”研究工程第三卷宋元明清卷（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关于道教与科学的关系，学术史上有哪些代表性的观点？道教科技史研究在学科建设和研究方法上有哪些反思和探索？记者近日就有关问题采访了姜生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道教科技史领域，海外学界对于道教与科学关系的讨论有哪些代表性的学者和观点？ 姜生：应该说，国际学界关于道教与科学关系的讨论，不仅超越文化圈，而且形成各家持论相争的形势。海外学者对于道教与科学的关系存在不同观点，可以英国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和美国学者席文（Nathan Sivin）为代表。李约瑟认定，道教对于中国古代科学是头等重要的。他为自己选择姓“李”就是因为他对道家创始人老子李耳的崇敬，他甚至自称“道人”，并为自己取了三个道号。 李约瑟主持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共包括七卷三十多册，他在1956年出版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中有一段著名的论述：“道家哲学虽然含有政治集体主义、宗教神秘主义以及个人修炼成仙的各种因素，但它却发展了科学态度的许多最重要的特点，因而对中国科学史是有头等重要性的。此外，道家又根据他们的原理而行动，由此之故，东亚的化学、矿物学、植物学、动物学和药物学都起源于道家。”他进而认为，“道家思想乃是中国的科学和技术的根本”。 也有一些学者对道教与科学的关系持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观点。对于李约瑟的学术判断，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席文教授认为：“没有证据表明在Taoism与科学之间存在任何普遍的和必然的联系。” 国际上，中国科技史界两种截然不同的学术判断，形成一种僵局：第一，使李约瑟及其团队本欲进军道教科技史料的步伐趋于停滞，况其本来对道教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基本处在“判断”层面；第二，深度抑制了西方学者对道教作科技史探讨的勇气。这客观上为我们“留下”了巨大的学术空间。 《中国社会科学报》：回顾学术史，我国学界道教科技史研究情况如何？ 姜生：道教科技史研究涉及众多，在这里只能简介如下。20世纪初，一批留学归国学者开始了中国科学史研究，成为中国化学史研究的开拓者。他们一开始就意识到道教炼丹术的科学史价值，并使其成为化学史及科技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1928年，美国学者约翰逊在上海出版《中国炼丹术考》，这是试图对中国炼丹术进行全面研究的最早专著，对我国学界产生积极影响。作者提出两个有价值的观点：一是中国炼丹术起源于道教，并对中国古代科技影响巨大；二是西方炼丹术受到中国炼丹术的强烈影响。20世纪30年代一批中国留学生协助美国学者戴维斯研究中国炼丹术，国内学者如曹元宇等亦取得重要成绩。总的说来，这一阶段研究涉猎较少，且主要局限于炼丹术的化学史研究方面。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化学史研究得到很大发展，出现袁翰青《中国化学史论文集》、张子高《中国化学史稿（古代之部）》等重要著作。尤其是陈国符先生70年代开始专研外丹黄白术，对《道藏》进行系统研究，撰成《道藏源流续考》。80年代以来，模拟实验等科学方法在炼丹化学研究中应用较多，学者们以此证明了炼丹术中的许多科技成分，极大地推进了炼丹术与科技史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道教研究界和科技史界均将道教与科学的关系问题纳入视线，研究在多领域内展开。金正耀博士的《道教与科学》（1991）、祝亚平博士的《道家文化与科学》（1995）相继问世。1998年，姜生获国家社科基金批准立项“中国道教科学技术史”，2002年140万字的《中国道教科学技术史（汉魏两晋卷）》、2010年200万字的《中国道教科学技术史（南北朝隋唐五代卷）》先后出版。该书由数十位中外学者撰稿，以跨学科交叉的原创性研究（包括实验研究），全方位考察了五代以前道教与中国古代科技和医学等众多领域的关系，促进了道教科学技术史学科领域走向成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