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门户开放政策 甲午战争之后，中国彻底沦落到被瓜分的悲惨命运，当其他列强在中国加紧掠夺的时候，美国由于美西战争的拖累，无暇顾及，直到战争结束后，才火急火燎地提出了所谓的“门户开放政策”。我们知道，欧洲列强当时对该政策的反应很是不同，而中国又是如何反应的呢？ 一、中国民间对“门户开放”政策的反应 （一）维新派和革命派的舆论批评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最善于利用新闻传媒表达自己的看法，也最有组织能力，在民间最有影响力的乃是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 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自掀起维新运动之日起，就以救亡图存相号召，一方面倡导改革内政，变法图强，一方面号召抵抗外国侵略，“保国保种”。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梁等人逃亡海外，在日本创立了《清议报》和《新民丛报》等维新派报刊，一方面大量地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一方面批评政府的内政外交。他们发表了大量的论著，集中探讨帝国主义问题。他们当时已敏锐地看到帝国主义的某些特点，例如瓜分世界领土和垄断的必然性，因而认为“今天下莫不忧外患矣”（注：梁启超《新民说》，见《饮冰室合集》第六册，专集之四，中华书局，1989年版。）。至于中国如何才能抵挡帝国主义的侵略，他们提出了崭新的“民族主义”和“国民”的概念，即人民必须由奴才变为新的“国民”，关心民族、国家的兴亡，使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提出后，维新派在上述报刊上及时开展了讨论，而就发表的言论来看，都对“门户开放”政策持批评态度。如一位笔名雨尘子的维新派人士指出：各国“ｑīｎ＠①ｑīｎ＠①然议瓜分，议势力范围，有政治上侵略之意。及庚子之乱，而列国之手段又一变，前之瓜分主义，势力范围主义，一转而为领土保全、门户开放主义矣”。“瓜分云者，势力范围云者，皆政治上之侵略，列国互角之手段；保全云者，开放云者，皆经济上之侵略，列国共同之手段也。”（注：雨尘子《论世界经济竞争之大势》，见《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第202-203页。）这里表达的意思，是认为列强对中国经济上的侵略较之政治上的侵略更为有害，因此“门户开放”并不是对中国的善举。梁启超更是将“门户开放”的保全政策称之为“灭国新法”，是“无形瓜分”。他特别指出：“凡言保全支那者，必继之以开放门户”，其具体办法不出开交通，筑铁路，维持秩序，整顿财政，兴办教育，其结果就是中国的“商权工权政权”“全握于他人之手”，中国实际上沦为外国的殖民地（注：梁启超《灭国新法论》，见（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代中国对西方及列强认识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分册，第574-575页。）。总之，在维新派看来，“门户开放”政策比起瓜分政策来说并没有什么好处，这种“无形瓜分”的政策反而因为它容易麻痹国人，更具有欺骗性和危害性，因此必须对此加以揭露和批评。 与维新派相比，革命派人士对“门户开放”政策的评论在时间上要晚一些（多数革命派报刊在1902年才开始发行），但他们同样认为，这一政策主张不直接瓜分中国而维持清政府的统治，这不是出于对中国的好心，而是利用清政府作为它们的统治工具，因而是更加阴险、巧妙的灭亡中国的办法。 杨度在《游学译编》第一期所写的序言中即认为，“保全、开放”中国乃是“以君吏为之傀儡，而自享其一切之实在权利焉。吸其精髓而遗其骨骼，其意愈恶而其名愈美，其心愈狠毒，而其言愈慈祥”（注：《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第255页。）。《湖北学生界》上有一篇文章也指出：“无形之瓜分，更惨于有形之瓜分，而外人遂亡我四万万同胞于此保全领土开放门户政策之下。”（注：《论中国之前途及国民应尽之责任》，见《湖北学生界》第三期，同上书第461页。） 不过革命派与维新派对“门户开放”政策的认识在一些方面也有所不同。如因为革命派的目标在于推翻清王朝而不是保皇，所以他们对“门户开放”政策中关于保全中国行政完整这一点更为警惕。他们认为，谈保全中国，实际上是“扶植我政府，命令我人民”，只能是有助于清政府的统治（注：《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第255页。）。此外，在革命派与维新派对革命是否会导致中国被瓜分进行争论时，革命派对“门户开放”政策的评价又多少有些变化。他们争辩说，“瓜分之原因，由于不能自立。不能自立之原因，由于满洲人之秉政”，革命是为了推翻满洲人的统治，使中国能自立，这不会导致瓜分（注：汪精卫《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见郑振铎编《晚清文选》第788页，上海书店版。）。只要中国革命不排外，不妨害“门户开放”的现状，就完全有可能避免列强的干涉，并取得各列强国家的认可（注：《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第14页。）。在这样争辩的时候，他们似乎对“门户开放”政策作了某种肯定。但这也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是赞成和拥护“门户开放”政策的。 总的说来，民间舆论（维新派和革命派的看法所体现的并不仅仅是他们本身的意见，而是在相当程度上也代表了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共同认识）对“门户开放”政策是持批评态度的，而且这种态度从一开始就十分明确。 （二）收回奥汉路权与抵制美货运动 中国民间除了在言论上对“门户开放”政策进行批评外，在行动上也有抵制的表现。 甲午战争后，中国的路权矿权大量丧失。义和团运动之后，伴随着中国政治、经济种种利权的进一步丧失，广大民众开始强烈要求废止列强从中国攫取的种种特权。地方绅商阶层首先发出了要求收回矿权和路权的呼声，并吸引了全国的知识分子、学生和下层群众，从而掀起了一场蓬蓬勃勃的“挽回利权”运动。而这个斗争的第一目标就是收回美国所获得的修筑奥汉铁路的路权。 1898年，美国取得了奥汉铁路的投资修筑权。这是由湖广总督张之洞和督办铁路大臣盛宣怀一手促成的。他们打算引进美国资本进入英、法势力范围而达到平衡列强在华势力的目的。但是合同签订后，由于诸多原因工程进展缓慢，美国合兴公司改变了主意，背着清政府将三分之二的股份（4000股）转售给比利时人。合兴公司违约的事情公开后，鄂、湘、奥三省的绅商立即提出废除合同，强烈要求将铁路收回自办（注：宓汝成《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二册，第759页；《湖南省志》第一卷，第228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留日留美学生也纷纷响应。张之洞认为比利时与法、俄两国关系密切，由比利时修筑奥汉铁路有违初衷，因此也力主废约。最后清政府与合兴公司于1905年8月签订了《收回奥汉铁路美国合兴公司售让合同》。虽然张之洞为了照顾美国的面子将废约改为“赎约”，并为“赎回”这一路权及其一切财产，由中国政府赔偿合兴公司675万美元，这一条件是非常苛刻的，但奥汉铁路的收回代表了中国民众“挽回利权”运动的第一个成果，它的成功唤起了人们压抑多年的对外国投资的反感，一时间废约自办的呼声响遍全国。就在这一年，中国又发生了令世界瞩目的抵制美货运动，而这一运动是对美国国内排华行为的直接反应。 很长时间以来，中国人在美国一直受到排斥，到1900年前后，美国歪曲1894年中美签订的限制华工入美的《华工条约》，又订出许多排斥华人的法律。美国一方面要求中国开放门户，给予它均等的商业机会，但另方面却排斥华人，甚至对进入或过境美国的中国商人、学生、旅游者也给予极大的限制和侮辱，关上他们自己的大门（注：阿英编《反美华工禁约文学集》第509-518页，中华书局，1960年版。）。这种强烈的反差激起了中国各阶层人士的极大愤怒。当时中国正在掀起收回利权的群众运动，在这种形势下，正遇到《华工条约》到1904年底期满，美国华侨和国内舆论一致呼吁清政府废除这一条约。1904年初，中国外务部正式照会美国政府，声明《华工条约》期满后“立即停止，不再展期”，同时要求双方重新谈判新约（注：《外务部档·侨务招工类》，第3312卷，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美国政府虽然接受了谈判的要求，但是却仍然要求续订《华工条约》。1905年5月5日，上海《时报》披露了中国驻美公使梁诚与美国谈判数月，美方“一意坚执，无所通融”的情况，这激起了全国民众和海外华侨的愤怒，成为中国人抵制美货运动的导火线。 发起抵制美货运动的主角是商人阶层。5月份，上海商界首先作出“不用美货，以相抵制”的决定（注：朱士嘉编《美国迫害华工史料》第146页，中华书局，1958年版。）。紧接着广东、天津、北京、江苏、杭州、福建等十几个省的商界、工界、学界乃至全国人民都响应参加，在中国汇集成一场前所未有的抵制运动。这一运动还得到美国西部海滨、夏威夷、菲律宾以及日本长崎、横滨等地华人的响应。 对于中国发生的这场抵制运动，美国总统罗斯福也不得不承认事出有因，承认中国人的怨恨是正当的。罗斯福曾要求美国参议院取消立法和条约中对中国人的不公之处，从而“防止这次抵制美货”（注：阎广耀等《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选编》第492页。）。但是罗斯福并没有能够阻止美国国内排华情绪和行为的继续。与此同时，他对清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清政府制止这一运动。6月下旬，美国公使柔克义向庆亲王递交一份照会，向清政府提出正式抗议，并指责清政府不采取有力的行动去制止这场运动。最初庆亲王回答说，这场运动是民间发起的，中国政府试图阻止抵制风潮的蔓延，但美国政府仍然在限制华人入境，事情就不好办。他建议：“如果你们的政府能减轻这种限制”，“在友好的意义上签订一项条约，那么这个风潮就会自然消失”（注：蒋湘泽等主编《简明中美关系史》第113页，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后来，在美国政府的强大压力下，加上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袁世凯坚持要予以制止，清政府于8月31日发出上谕，再次命令各省督抚坚决制止抵制美货（注：《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1840-1949)上卷，第二分册，第254-25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此后整个运动才逐步消沉下去。 抵制美货运动虽然失败了，它未能达到遏制美国排华政策的目的，所有排华法一直继续到1943年，但是这一运动表明了中国人的自信心，尤其是商人的自信心，是民众对国际关系的一次重要干预。运动真正表现出舆论的威力，清政府一度曾利用“民意”与美国抗争。运动采取和平的方式进行，在法律上得到国际社会的接受，可以说是中国第一次具有现代意义的抵制运动（注：〔美〕柯文《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中译本，第143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运动中商人、知识分子、学生和各行各业人士均动员起来参加，标志着中国对外关系的一大变化（注：廖光生《排外与中国政治》第69页，（台）三民书局，1988年版。）。 从以上不管是言论还是行动看，对于美国以及它的“门户开放”政策，中国民间并没有表现出好感，反而是持批评和抵制态度的。 二、清政府对“门户开放”政策的反应 美国在1899年9月向各国发出“门户开放”照会时，事先并未征求中国政府的意见（第二次“门户开放”照会亦然）。正如马士、宓亨利在他们的书中所说：“至于中国对门户开放的意愿如何或是对‘势力范围’的态度如何，它本身并没有被询问过。（注：马士、宓亨利《远东国际关系史》，中译本下册，第423页，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1900年3月，海约翰曾要求驻华公使康格，要他转送一份就“门户开放”美国和各国来往的外交照会副本给总理衙门。但是两个月后，康格回电说，由于义和团运动的原因，清政府无暇对此表示他们的态度（注：张忠栋《庚子拳变时期中国对美国的看法》，见（台）《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十三编，第292页。）。 确实没有发现清政府对“门户开放”照会有直接的明确的表态，不过通过政府及其官员在此后许多涉及中美关系、中外关系的重要事件中的言论和行为，我们还是可以作出大致的判断。清政府对“门户开放”政策的态度是矛盾的，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因为这一政策中保全中国的内容对清政府是一种安慰，使清政府在处理与各国的关系中隐约看到了某种希望，因此对它持欢迎的态度。另一方面，这一政策并没有对势力范围和不平等条约提出异议，加上美国本身在实行这一政策的过程中表现出左右摇摆，这一政策实际上并未取得多少成效，使清政府对它的作用一直将信将疑。与此同时，社会心理、民间舆论要求独立外交的压力及清政府出于维持自身统治而在内政外交上的改革要求，所有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就使得清政府在处理中美之间的若干重大关系上既表现出妥协的一面，也不乏抵制的地方（文章第二部分所述收回奥汉路权和抵制美货运动中，我们已看到清政府表现出对美国的某些据理力争）。 （一）在八国联军问题上求助于美国 1900年，中国爆发了震惊世界的义和团运动。6月份，义和团进入北京并成为京城的实际统治者。此时列强认为清政府已无力控制局势，便以解救北京外交使团和保护侨民为由，纷纷调兵遣将来华，并且组成了包括英、俄、德、法、美、日、意、奥在内的八国联军，对义和团进行武装干涉。6月21日，清政府下诏对各国宣战。6月29日，清政府又电谕驻外使臣，要他们向各国政府解释，这样做是迫不得已，是因为害怕镇压义和团会对自己的统治造成威胁，并表示：“中国即不自量，亦何至与各国同时开衅，并何至恃乱民以与各国开衅。此意当为各国所深谅。”（注：《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203页，中华书局，1979年重印本。）清政府对向各国宣战之举感到极不踏实，这一点东南各省督抚心领神会，因此他们并不执行宣战的上谕，反而与各国商订了“东南互保”的章程，保证维护各列强在华利益，同时取得各国不在东南地区派兵的允诺。但是，尽管清政府在求和，各国却不想罢手，并且还在纷纷要求增兵。美国虽然加入了各国的联合军事行动，但此时已担心局势的发展会使列强真的做到彻底瓜分中国，尤其是俄国及其盟国可能借机夺取全部中国，从而威胁到美国的在华利益。7月3日，海约翰向各国发出了第二次“门户开放”照会，宣称“美国政府的政策是在寻求一种解决，使中国获得永久安全与和平，保持中国的领土和行政完整，保护各友邦受条约与国际法所保障的一切权利，并维护各国在中国各地平等公正贸易之原则。”（注：《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第452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这次照会与第一次照会最大的不同，除了它将“门户开放”从适用于各国势力范围租借地扩大到全中国以外，就在于公开提出要“保持中国领土和行政完整”。 对于清政府来说，虽然对美国的主张能否得到各国的认同完全没有把握，但毕竟从中看到了一线希望。光绪皇帝在7月17日致美国总统的国书中表示：“排难解纷，惟贵国是赖”，希望美国政府能说服各国共同恢复中国的秩序和和平（注：朱士嘉编《十九世纪美国侵华档案史料选辑》上册，第253-254页，中华书局，1959年版。）。当时具有外交发言权的政府大员中，两江总督刘坤一最相信美国具有调解的能力。7月底他在给李鸿章的电报中，力陈“排难解纷，必须由美入手”（注：顾廷龙等主编《李鸿章全集》（三），电稿三，第104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不久，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古德诺奉海约翰的命令来试探李鸿章对义和团的态度，李鸿章提出保证说，中国政府将竭力制止拳民和叛乱的军队，同时他表示希望得到美国的明确保证，如果各国政府和他们在北京的公使可以恢复自由通讯，美国是否愿意出面劝阻各国向北京进军，同时安排义和谈判（注：Hay to Goodnow,July 23,Goodnow to Hay,J-uly 24,Hay to Goodnow,Aug.1,and Goodnow to Cridler,Aug.2,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00.）。但是对于清政府希望美国“排难解纷”的要求，美国方面并没有答应。麦金莱总统在给光绪皇帝的回信中，只说美国在取得其他国家的同意后，将乐于“进行友好的翰旋”。（注：《1901年美国对华外交档案》第9页，齐鲁书社，1984年版。）。这实际上表明美国因为正在和其他各国并肩作战，中美关系必须纳入美国与其他列强的关系框架中来考虑，因此不能接受中国的要求，单独出面倡导议和。7月13日，联军占领天津，8月14日，北京陷落。至此，清政府希望借助美国阻止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并早日进行议和的打算宣告失败。 在八国联军干涉中国的过程中，美国虽然宣布了“保全中国”的第二次“门户开放”照会，但一时并没有得到各国的响应，美国自己也在和各国一起与中国作战。不过，义和团运动被镇压下去以后，各国在与清政府就惩凶赔款，并确定今后中外关系格局的条约谈判中，美国的这一主张还是得到了各国的口头承认。各国互相约定：“这一次谁也不提割地的要求”（注：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下册，第638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表明各国暂时都承认了“保全中国完整”，又重新回到了合作的道路上。但是这种合作是相当脆弱的，《辛丑条约》签字不久，俄国便开始违背它的承诺，结果围绕东三省问题各国又开始了新的一轮激烈争夺。 （二）东三省开门通商和中美商约谈判 义和团运动后，俄国迟迟不撤走它在东三省的军队，其想要控制东三省的意图已昭然若揭，这证明了美国的担心。美国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对俄国的行动表示密切的关注。由于清政府的当务之急正是要解决俄国军队撤出东三省，因此中美双方在遏制俄国对东三省的野心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在此后若干年内，中美关系主要就是针对俄国（后来又加上日本）并围绕解决东三省问题而展开的。而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究竟能否实行，有无价值，东三省恰好是一块试金石。 清政府想要保全东三省，自己无力办到，只好求助于各国，希望各国协助解决东三省归还问题，清政府则将以开放东三省作为报答。明确提出东三省“开门通商”主张的是张之洞。他在1901年即提出解决东三省问题的办法是“惟恃各国牵制”（注：《张文襄公全集》卷八二，第13页。），即将英、日、美、德等国势力引入东三省，达到牵制俄国的目的。为吸引各国，他提出了具体的办法，即“将东三省全行开放，令地球各国开门任便通商，所有矿务工商杂居各项利益，俱准各国人任便公享，我收其税，西语谓开门通商”（注：《西巡大事记》卷六，第8页，见王彦威《清季外交史料》附刊之一，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显然，张之洞的这一主张是受到了美国“门户开放”思想的影响的。不过张之洞又申明，东三省开门通商应与条约口岸的开放不同：允许各国在三省各地居住、办工商业、开矿筑路，但不允许在那里建立租界，主权仍属于中国（注：《西巡大事记》卷九，第8页，见王彦威《清季外交史料》附刊之一，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但是张之洞的主张并未得到各国的响应。美国虽然首倡“门户开放”政策，但也远未准备与俄国发生正面冲突，况且美国在远东尚未取得举足轻重的地位。对于张之洞的主张，美国表态说应该开放全中国，以免单独开放东三省会刺激俄国（注：《张文襄公全集》卷一七一，第22页。）。海约翰还向俄国驻美大使喀西尼表示，只要美国的商业利益不受损害，满洲门户仍然开放，即使俄国人为其利益走得更远，美国也可以谅解（注：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中译本，第262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门户开放”政策并不触动势力范围，其实质也不在保全中国，在这里有了极好的注解。由于各国不支持，张之洞的主张便只好告吹。 “开门通商”不成，清政府还不得不面对美国提出的开放全中国的要求。对此，清政府没有表示同意。开放东三省本来就是不得已的办法，清政府以前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主张。张之洞在提出这一办法时已经说明这“本是无聊的办法”，但“东三省系我自行开放，……内地十八省不能援例效尤”（注：《张文襄公全集》卷一七一，第11-12页、15-16页。）。这里张之洞的态度与民间舆论是相互呼应的。当时维新派人物对“开放全中国”正展开坚决的批评，如前述梁启超就特别指出如果开放全中国领土，中国最终将沦为外国人的殖民地。 由于俄国不仅拒不撤兵，反而还对中国提出种种勒索，1903年又想要排斥其他各国驻在东北的外交官及其他官员，使美国感到难以保护它在东三省的利益，美国政府于这一年的4月份再向俄国政府提出抗议。同时，美国在与清政府进行的中美商约谈判中，提出在中国东北开放两个新口岸，以制止俄国对东三省的“独占”企图（注：王彦威《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七○，第17页。）。俄国对此极力反对，并逼迫清政府对美国的要求加以拒绝。清政府夹在俄美两国之间左右为难，没有立即答应美国的要求。美国政府对此非常愤怒，声称美国“为中国佬施了很大的恩惠”，但中国人却“不知感恩戴德”（注：Paul Varg.Open Door Diplomat:the Life of W.Rockhill(Uhana,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52).P.56，转引自夏保成《义和团与美国对华政策》，见《吉林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当时袁世凯力主避免与俄国发生直接冲突，希望借美国的力量“以助我催交”东三省，即等俄军撤走后再“自开”新埠（注：王彦威《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七○，第19页；卷一七三，第3页。）。张之洞也赞成这样办。他们都坚持“自开”，以为这样既“不失主权”，又可“保全东三省”。但是美国政府则表示不同意“自开”，认为“约开则彼此有权，于中国有益；自开则美国无权，没有人限制中国不能予美国以利权”（注：王彦威《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七五，第1-2页。）。从这里，清政府已看到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虚伪性。不答应中国“自开”，只能说明美国对中国主权完整的蔑视，而要求“约开”，则说明美国是为了单方面维护其在华条例利益。最后，经过反复商谈，《中美商约》于1903年10月签字，清政府在《商约》中部分接受了美国的要求，承诺在《商约》批准互换后，将开放奉天和安东两地，但是特别说明这是由中国自行开埠通商。 在东三省“开门通商”和《中美商约》的谈判中，我们可以看到张之洞等人对“门户开放”思想的直接借用。不过两者还是有区别的。首先，美国是要以双方订立条约的形式在东三省开放新口岸，清政府则坚持要由自己单方面宣布开放；其次，美国是要求全中国开放，清政府则只愿开放东三省地区。虽然在对付俄国威胁这一点上中美有共同的利益，但双方所采取的办法却又是不同的。这里我们看到清政府对美国的要求既有妥协的一面也有抵制的一面。 俄国在东北的野心使它与日本、英国和美国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结果首先导致了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的日俄战争。日俄战争爆发后，中国答应美国增开新口岸的问题便被搁置起来。东三省问题的这一发展，表明美国“门户开放”政策在初次考验中即被置于不顾。后来罗斯福总统也不得不承认：“当一个强国决定不遵守这个政策，并且愿意冒战争的危险而不愿意放弃它的意图时，‘门户开放’政策事实上就完全无影无踪了。”（注：弗雷德里克·V·斐尔德《美国参加中国银行团的经过》，中译本，第12页，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 （三）继续开放东三省的努力 日俄战争的结果并没有解决东三省问题，东一省进而有被日俄两国分割并独占的危险，形势更加复杂化了。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再次提出开放东三省的主张，试图引进其他外国势力达到各国互相牵制，从而挽回对该地区控制权的目的。 这次开放东三省首先由袁世凯以及徐世昌和唐绍仪倡导。他们设想的具体办法首先是修建一条由中国控制的铁路，以便加速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又削弱俄日所控制的铁路的影响。这条铁路计划由新民屯到齐齐哈尔，先建新民屯至法库门一段。鉴于欧洲各大国（除德国外）此时都已成为日本的盟友，唐绍仪建议向美国寻求金钱与外交的支持。 唐绍仪的建议得到袁世凯的肯定，于是他立即与美国驻奉天总领事司戴德洽谈借款问题。司戴德对将美国资本引进东三省从而扩大美国在中国的影响非常积极，双方一拍即合。司戴德将修筑铁路的计划转告哈里曼，希望他给予支持，但因美国国内此时正发生金融危机，哈里曼集团力不从心，此事被搁置起来。此后唐绍仪又向司戴德提出设立一个由美国出资的东三省开发银行（唐提议借2000万元美金），从事于当地稳定币制、兴办实业、修筑铁路等事业。1908年9月司戴德回国述职，不久担任国务院远东司代理司长，开始着手筹备这一计划。然而时隔两月，美国与日本却签订了《罗脱—高平协定》。原来，美日矛盾不仅表示在在东三省的竞争上，而且涉及许多方面，其中1906年以来美国加州排斥日本移民尤其加剧了双方之间的矛盾。再加上美国担心日本向菲律宾扩张，双方权衡得失，感到有必要达成一项协定。通过《罗脱—高平协定》日本保证不侵略菲律宾，美国则听任日本在中国东三省以“和平手段”自由行动（注：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二卷，第263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就这样，因为美国对日本的退让，唐绍仪和司戴德商讨的借款计划以失败告终。这对清政府联美制日设想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不过清政府仍然认为：“东三省介居两强，势成逼处……莫如广辟商埠，俾外人麇至，隐杜垄断之谋；厚集洋债，俾外款内输，阴作牵制之计。既使各国互均势力，兼使内地藉以振兴……”（注：《锡良遗稿·奏稿》卷二，第959页，中华书局，1959年版。）。新任东三省总督锡良和奉天巡抚程德全忠实贯彻这一主张，并同样首先选中美国为借助对象。时值美国总统换届，1909年3月，塔夫脱当选美国总统，诺克斯为国务卿。塔夫脱一改近几年美国在远东与日本妥协的政策，积极推行“金元外交”，热心于为美国资本寻找海外投资市场。在他的支持下，美国一些公司和银行组成一个庞大的银行团，以司戴德为代表重赴中国，以谋取投资筑路等机会。1909年10月2日，锡良、程德全与司戴德便签订了《锦＠②铁路借款草合同》。但这一计划遭到了日俄的反对。为了联合他国与日俄作斗争，诺克斯于1909年11月提出了一个“满洲铁路中立化”计划，建议由国际共同经营东三省的铁路，使之中立化。清政府对”中立化“方案非常欢迎，外务部认为：此事如果成功，“不特中国行政权不致再有障碍，且各国利益既平，则日俄无从争雄，英美亦不致垄断”（注：王芸生编《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五卷，第263页，三联书店，1980年版。）。但是这一方案仍然遭到日俄的反对，连英国也因受盟友日本的约束不表示赞同。面对各国的反对特别是日本的强硬态度，美国却毫无办法可施。 从以上一系列事实中我们看到，清政府在东三省问题上执著地想借助美国的力量，美国也有增加在东三省的投资从而扩大其在华势力的要求，但由于日俄的反对，双方合作的努力总是以失败告络。现实使清政府明显感到美国力量的局限和“门户开放”政策的脆弱。 日俄不仅反对“东三省铁路中立化”，而且于1910年7月又签订了第二次《日俄协定》和《日俄密约》，重申了“诚实维持”1907年密约所划分的势力范围的分界线。此时，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派已在南方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清政府的统治已岌岌可危。作垂死挣扎的清政府不得不在财政上更加依赖于各国，锡良等对东三省问题也还是抱着“厚集洋债，互均势力”的老办法。熊希龄更进一步具体提出四条“救亡图存”策，核心依然在于使东三省开放，“变为万国工商竞争之区”（注：蒋相泽等主编《简明中美关系史》第124页。）。锡良还和端方等人联名奏请将全国铁路干线抵借外债。紧接着清政府与美英德法四国银行团签订了两笔巨额借款：币制实业借款和湖广铁路借款。 对于美国来说，过去几年之所以进入东三省的努力没有取得任何结果，是因为日俄两国的联合抵制，同时也说明单单靠自己的力量它还打不进东三省。通过这两项借款，亦即成立银行团的办法（注：弗雷德里克·V·斐尔德《美国参加中国银行团的经过》，中译本，第12-13页，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美国找到了进行国际合作的途径，即借助四国的力量去对抗它在东三省的主要对手日本和俄国，事实证明这样做是成功的，可以说是“金元外交”的一个具体成果。但是这一切来得太晚了，这两个借款合同激起了中国各界人士广泛的抗议，尤其是《湖广铁路借款合同》签字紧接在全国干线收归国有的上谕颁布之后，加之清政府在实行铁路国有过程中的措置失当，激化了清政府与民众的矛盾，引发了保路运动，并终于导致了清朝统治的最后崩溃。 （资料来源：《社会科学战线》1998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