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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身处承平时代，虽已人到中年，却还从未遇到过战乱。但我的祖、父辈则没有那么幸运。尤其是祖辈，战争的创伤烙在他们的记忆中。 外祖母是1936年从杭州来上海帮佣的。她曾反复向我唠叨过三件事：一是1937年8月淞沪战争时大世界游乐场落下了航空炸弹，当场血流成河。她当时在附近不远处，随众人逃进了一座大建筑避难。二是战时她曾一度在乡间居住，“日本军人很坏，每见到有炊烟，就前往捣乱，在灶上拉屎拉尿。为了防止受辱，中国女人常将煤灰涂在脸上，以防被当作花姑娘”。三是1949年5月解放军攻进上海，许多国民党军人穿便装逃跑，马路边的垃圾箱里留下了许多制服。 我的父亲生于1941年春，即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前夕。父亲常挂在嘴边的是这样一件事：他年幼时曾被寄养在亲戚家，一天他哭叫不止，亲戚不得不将他送回家。当路过南市十六铺一带时，他曾亲眼见到远处上空有飞机扔下一排排炸弹……我算了一下，如果那是他3岁时的事，应该是1944年美军飞机轰炸上海日本侵略军的设施；如果是9岁时的事，则是1950年国民党军队飞机空袭上海。 小的时候，父亲常带我去浦东塘桥游玩。当时，浦东尚未开发，一派郊外景象，所见之处是一片接一片的农田。他有好几次指着一处旷野说：“当年解放军曾打下过一架国民党飞机，飞机残骸就掉在了这里，我们小时候特地赶到这里来看热闹。” 大致上，这就是我听闻的祖、父辈的历史记忆。像我这样的家庭，上海有几十万家、几百万家，集合起来，是一份多么厚重而真实的精神存在。 战乱的记忆不仅存留在意识层面，还处处显现在现实生活的周边情景中：当我们在闸北寻亲访故时，切不可忘记日本帝国主义者曾如何狂轰滥炸，将这块新兴之地毁成一片废墟；当我们坐游船徜徉在黄浦江上时，是否会忆起列强的军舰曾经是如何用大口径火炮肆意威吓国人的；当我们路过中山南路1551号三山会馆时，可曾知道这座红色清水砖围墙、院落开阔的古建筑曾是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时南市方面起义工人的指挥总部…… 和普通市民不同，对上海史研究者来说，这样的记忆还多了一种载体，那就是我们日常接触的档案、报刊、书籍和各种文字资料。通过字里行间的搜寻、重构，鸦片战争在上海、小刀会起义、辛亥革命在上海、齐卢战争、第三次武装起义、两次淞沪抗战、孤岛风云、上海解放之役等，得以诸角度、多侧面、放大般地呈现在世人面前。这不仅丰富了“上海学”这座文化大苑，而且沪上先人经受的苦难、仓惶和困扰，亦能真切地为今人所感知和体验。由此，除了尽到史学学者的应有责任外，亦拉近了今人与先人的距离。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本文为《战乱中的上海》丛书总序，刊登时有所删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