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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古文字工具书编撰专家、现代书法家张守中先生晚年自署“守素翁”，“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是他经常写的一幅字。事实上，张先生就是这样一位“有心”之人，而且一贯风趣幽默，简单实际。他早年署“林明”，意为“临摹侯马盟书”，林、临同音，明、盟同义；1981 年因家居石家庄市郊高柱村楼房四层，亦署“四层斋主人”；1996 年搬进方北小区建华南舍二楼，自命“守素堂”，取他及夫人黄素珍女士各一字，2004 年4 月出版他的《守素集》。2017 年5 月河北美术出版社出版他的《真鉴集》，“后记”中是这样称夫人的，“家人石姥璜全力后勤保障”，他的夫人也是外孙“石头”的姥姥“大黄”，肯定也是他的杰作。多年前他直呼我为“雨父”，儿女们都带“雨”，我是他们的父亲，当然愉快接受，因为恰如其分。 张先生是河北丰润张家之后，曾祖父张人骏曾任山西巡抚、两广总督、两江总督。他1955 年由部队转业到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工作，三次赴京学习，既学会了考古测绘，又师从邓散木学书法、商承祚先生学古文字临摹。以上学习经历看似寻常其实不寻常，为1965 年12 月发现和研究侯马盟书，打下了基础。张颔先生在该月25 日写成了《侯马东周遗址发现晋国朱书文字》，发表在《文物》1966 年第2 期，摹本就是由他临摹的。 侯马盟誓遗址发掘结束时“文革”已经开始了，直到林彪事件以后政治上有所松动，1973 年8 月初，他听同事说要去到五台山，给时任国务院图博口副组长的王冶秋同志照相时，连忙给他写了一封信，说侯马盟书已出土很长时间了，七箱标本均放在太原，急需整理。王冶秋同志在检查完周恩来总理陪同法国总统蓬皮杜参观云冈石窟准备工作后来到太原，看到盟书实物，提出要尽快整理出版，才有了后来的张颔、陶正刚、张守中三位先生组成的整理小组。张守中先生继续从事他的盟书临摹并完成了《侯马盟书字表》，1976 年12 月文物出版社出版了《侯马盟书》。 他于1976 年9 月调到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第二年就迎来河北省平山县三汲村中山王墓发掘，出土了“中山三器”，鼎、方壶、圆壶都有大量铭文，铭文字体修长，如行云流水一般，他又临摹了中山器铭，1981 年中华书局出版了他的《中山王器文字编》。有《侯马盟书字表》和《中山王器文字编》打下的基础，此时他临摹古文字更加得心应手。20 世纪90 年代以来，文物出版社连续出版了他编写的《睡虎地秦简文字编》（1994年）、《包山楚简文字编》（1996年）、《郭店楚简文字编》（2000 年）、《张家山汉简文字编》（2012 年）。这六本“文字编”需要下多大的功夫，非熟悉古文字和古文字文字编的人，是不能体会到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文字编的撰写头绪纷繁，费工费时，需经过编制文字索引、编排单字、摘选典型字例等近10道工序”，但“撰写文字编的工作虽然辛苦枯燥，但也有快乐融在其中，每当看到古人书写文字的美与俏，心情多激动不已。”1995 年退休前，别人一天上两次班，他上三次班，晚饭后他依然上班，看门人半开玩笑称他是“三班人”。 张先生还做了一件大事情，就是1979 年起的家史调查，因为他有考古调查的经验，还因为他出生在晚清名门，河北丰润大齐坨村、山东无棣张家码头、山西洪洞、江苏南京都留下了他的身影，火车、长途车、面的他都坐过，自费出版了《张人骏家书日记》《张人骏墨迹选集》《大齐坨张氏家族》等，还为《河北近现代历史人物辞典》撰写了张佩纶、张人骏等8 位传略，其中张人骏两广总督任上，派水师提督李准、副将吴敬荣率“伏波”“琛舰”“广金”三艘军船开赴西沙群岛，进行了历时二十余天的系统测绘，首次查明了西沙群岛共有55 座岛屿，给西沙、南沙诸岛屿命名，并且在永兴岛升旗鸣炮，刻石纪念。从此丰润张家与中国南海就紧紧地连在一起了。 张先生的考古生涯是成功的，十几本著作告诉我们，机会总是留给有心之人。他正是有心之人，所以能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因为他做事的格言是：“终日乾乾，自强不息。”另外，他还有个特点，对熟悉的人的生卒年月、属相生肖、天干地支，特别敏感，烂熟于心，令人佩服；平时遇到学术问题，他总是耐心地听完别人的高论，从不急于表现自己。每次走进他的书房，书架上的书籍、手稿、相册、日记等，分门别类都有工工整整的名称；每次见面或在电话里，他总要问候你他所熟悉的每一个人，连他自己都说，单位人给我起了个外号叫“啰唆”；对侯马工作站的过去，对侯马盟书发掘、整理，对中山三器，对秦汉简牍，对老朋友等，只要问起他，他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就是这样的一位有心之人，2017 年5 月他自费由河北美术出版社出版了一本《真鉴集》，把他从1937 年到2016 年八十年间所收藏的四千多封来信，利用一年的时间，挑选、誊写、核实、拍照、校对。集子分上、下两编，上编录入134 位“师友”的224 封，有邓散木、黄景略、张忠培、饶宗颐、傅熹年、李学勤、史树青、张孝光、陈公柔、林沄、胡绳武、吴连城、王建、杨富斗、叶学明、沈长云、陈雍等，其中张颔13 封，谈得最多的是侯马盟书、中山三器和秦汉简牍释文的事；下编录入70 个“亲友”的210 封，有他的祖母、父母、祖辈、父辈、同辈，商志馥、商志香覃、朱家溍、罗继祖等为考古学界知名人士，其中清末名宦王懿荣曾孙王宪钧先生15 封，古文字学家商承祚先生14 封，除侯马盟书、中山三器和秦汉简牍释文外，谈得最多的是丰润张家家史的事，如各个支系的谱系，张佩纶、张人骏、张爱玲等的性格、处事等，为中国近、现代史和考古学史记录了一份难得的，而且也是实事求是的文献资料。 《真鉴集》共204 人、434 封信。我们首先敬佩他的收藏确实不易，其次挑选录入的都是八十年来所发生的大小事，看似无心实者有意，而不是一般的书信往来，大多是他著述的十多本书写作经过，通过书信往来，讨论大小问题，学无止境，张先生复原了他和他的师友、亲友当年的心路历程，为我们再次看这些资料，提供取舍依据，这需要非同一般的气度和胸怀。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孙宝存先生在“序”中说：“本书名为《真鉴集》确实名副其实，一是这些书信都是真的，是真实事物的写照，是真实情感的流露，是真实思想的表达，因而记录的史实最真实可靠，所反映的世界与心理最具说服力与感染力。二是现在的收藏界也是鱼龙混杂，有相当一部分人是为了经济利益，把藏品只是作为商品，这就使收藏失去了原始的意义。”我摘录几封信的片段： 1972 年，古文字学家商承祚先来信说：“……‘文化大革命’前，郭老写文章确实粗糙，因他的地位关系，青年人很崇拜，有时也就起着不良的影响……还有‘上宫’之‘上’，郭老以文献改玉片手写文，谓为‘下’的误字，是错误的，郭谓金文上下二字时常写误，是诡辩。此‘上宫’不只一见，古人再荒唐也不可能把‘上宫’误写为‘下宫’，是显而易见的。陈（梦家）谓为‘二宫’，是调和主义。”一言中的，而且是那个时代。 1977 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古文字学家张颔先生来信说：“昨天从上海寄来给作者共廿册，我和陶正刚同志商量分配数目，除给刘永生、李夏廷同志各一册外，其余十八册，我多占二册，分到八册，陶和您各五册，少了一点……如果分给您的书不够送人的话，我还可以给您一两册。”三年的辛苦，得到的报答就是几册书。 1987 年，张颔先生来信说：“看了您加拿大日记有两个感觉，第一是能如此用心记载所见所闻，是常人难以留心的；第二是吃水浅，即分量不重，写得不深，对当地的历史和艺术预先学得不够，所以写来便觉皮毛。以后出去，必须先对去处的历史、传统艺术、风俗人情大致学习一次，或能敏锐地观察异地在某些角度所反映出的特点，比如马可·波罗对我国记载中的某些微小着笔处及其见地是也。”张颔先生的这个批评，张守中先生也敢亮出来。 1987 年，原山西省文管会考古队队长邓林秀先生来信说：“我俩还有一事未了，就是那一盘没有下完的围棋赛。顺便再警告你一句，如果你不想让人活一子，失败者很可能还是阁下，如若不信，待石市或××地方再见分晓。”现在看着，也让人忍俊不禁。 2016 年，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永生先生来信说：“1974 年9 月中旬至11 月初，省文工会机关安排我随侯马盟书标本到北京拍摄照片，在京工作54 天，我的任务就是跟随文物，保证拍摄时文物的安全……到京后，陶正刚先生将文物标本转交给我，共304 块。我负责开箱提取，转送照相室拍摄。侯马盟书标本的拍摄是国家文物局安排文物出版社承担。黄文昆、庄嘉怡二位编辑具体负责。拍摄任务由文物出版社照相室陈渊、王露两位摄影师担任。”《侯马盟书》在当时只署了“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的名，整理人员尤其是摄影者长期以来默默无名，这次算是迟到的“正名”。 …… 读《真鉴集》，带给我的是传统文化久远的“乡愁”！还是用张先生在《真鉴集》“后记”的话，作为我读过这本集子的感想吧。他动情地写道： “一个人生活在世，离不开师友的支持和鼓励，也不能缺少亲人的帮助和关怀。如今我把这部书信集献给读者，算是我对师友和亲人的一份回报。重读这些书信能深切感受到情意的可贵，同时也依稀见到往日生活的艰辛和多彩，它像一面镜子折射出诸多往事，是人生路程的真实记录。” “时代在前进，社会在发展。如今人们的联络方式已进入电信时代，延续了千年的手写书信渐渐成为过去。”所以，他才挑选、编辑、出版此书。这位有心之人，也是一位苦心之人。侯马盟书出土后，1973 年春就开始为向他求墨宝者书写“盟书体”作品。《侯马盟书》1976 年出版后，张先生又把侯马盟书所表现的“盟书体”文字艺术在中国书法史中的地位，和书写盟书体创作新作品成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为此还请教过著名古文字学家张政烺先生，张政烺先生给书写盟书书体，出过好主意。以后，他首先在他的周围掀起一股“盟书体”热，而且持续至今；来山西出席大小学术会议，他都要大讲侯马盟书和盟书与书法，功夫不负有心人，2014 年4 月16 日成立了“侯马盟书文化研究会”，张先生应邀担任会长，迎来了侯马盟书的第二个春天。之后，当研究会想把侯马盟书字迹不清的原件利用现代高科技技术重新还原时，他却实事求是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就是2015 年12 月18 日《中国文物报》发表的《侯马盟书出土回忆点滴》，说：《侯马盟书》公布的盟书数量是五千余件，而1975 年5 期《文物》刊登署名为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的《侯马盟书的发现、发掘与整理情况》，公布的是一千余件，他用了“急就之书数据有误”来予以澄清，“经冷静思考回忆，笔者当初临摹盟书，所有标本都曾过目，公布的盟书摹本数量为656件，未曾临摹的石片只是少数。故以为盟书出土总量一千余件较合实情，《侯马盟书》中所记出土盟书五千余件应该是误记。40 年后的今天才发现错误，实出意外。” 而侯马盟书出土的准确时间是哪一天？这需要有“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精神。《侯马盟书》公布的是1965 年12 月，张颔先生的文章说是12 月中旬，张守中先生通过《张颔传》推测是12 月中旬的头几天，精确到是哪天出土的？他一直在追问，也多少次跟侯马盟书有关没关的人，他都要说这件事。正当我们大家都觉得是大海捞针的时候，奇迹出现了，一位热爱文化的老板居然收藏到了陶正刚先生当年的日记本，清清楚楚地记着是12 月9 日，对于侯马盟书本身就不必说了，就是对于中国现代考古史的意义也不可低估。 正因为张守中先生是一位有心之人，才使他能有坚持不懈苦苦追求的勇气；正因为八十多年的良苦用心，才使他能有今天盆缽满满的收获。祝贺他第十二本著作《真鉴集》的出版！ （《真鉴集》，张守中编，河北美术出版社2017年5 月出版，定价128.00 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