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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与人类学的关系相当密切。在人类学发展史上，19世纪晚期曾经被称为“博物馆时期”，人类学家以博物馆为据点开展人类学调查、资料收集和研究；20世纪初被称为“博物馆——大学时期”，人类学家从博物馆向大学转移。 美国人类学大家克虏伯曾说：“人类学家就是拥有博物馆的社会科学家”。很多民族类博物馆（包括民族博物馆，也包括民族志博物馆、人类学博物馆等）都是建基于民族学和人类学的田野资料与科研工作基础上的。这类博物馆在有殖民地支撑的早期帝国主义时代曾经非常发达，是博物馆界的一个比较重要的部类。人类学家的标本室向博物馆的演化，使得物人关系的链条拉长了、复杂了。 民族学、人类学以民族和人及其文化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博物馆则主要处理与人及其生存环境有关的物。在人类学视野下考察博物馆，将物与人相互结合，让人与物相互参照，叙述人类生存发展的故事，是博物馆人类学的主旨之一，也是个很有启发性的话题。 20世纪后期哲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界具有普遍性的物的转向中，尽管具体指向各不相同，但是关注物环境、物伦理、物语义，探索新的物人关系时，民族学、人类学尤其是其物质文化研究是起了积极的推动甚至是启示性作用的。民族学、人类学原本是观察和研究边远地区、殖民地、未进入文明社会的社会的，而这些社会又常常处于无文字阶段，因此，它们注重田野和实证，对物（包括人工或自然之物）、语言、亲属称谓与结构、民俗、仪式等的现场参与式观察、采集、记录与分析往往是本门学科的看家手段。今天，当日益发展的媒介技术引领时代包括各学科重新进入读图和读物时代时，民族学与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某种程度上则具有先锋性的引领作用。 费孝通先生曾经指出，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对象是不断变迁的，历史上有主客之分、文野之分、城乡之分，我认为博物馆空间或者展厅则有望成为民族学与人类学新的田野。无文字社会、边远落后“不开化”的族群正在快速消失并近乎绝迹，但是，不仅历史遗存被大量收藏进博物馆，博物馆也成了一个新的文化展现与交互的重要平台——博物馆是一个被压缩的文化空间。专家与观众都可以在博物馆里直接地观看文化，人类学家对博物馆里收藏的多元文化、博物馆自身的工作，以及博物馆作为不同文化跨越时空交流互动的现场进行民族志式的观察和分析，当然也能够开辟新的学术田野和文化研究领域。古往今来的各种文化将在博物馆这个空间里实现空前的大团圆与大融合。 因为博物馆越来越受重视的教育性职能，使其不仅收藏保存和观赏研究物，而且越来越重视体验性和面向未来进行跨时空、跨文化的文化对话与物人关系的建构。博物馆知识供给的重要特点即是其所具有的以视觉为中心的观察和体验性特性。尽管物从田野进入博物馆而成为藏品和展品，必然要经过剥离原来环境的去脉络化和以新的学科分类、学术研究、展示规则置诸于新的时间序列、空间区位、叙事格局中的再脉络化过程，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应该尽量地延续其所包含的民族志人类学等方面的田野背景和文化脉络信息，并在传播、教育以及文化对话的交互中锻造与缔结其与不同人群的新的关系——博物馆不能人为地割裂物的生命史，相反，它要充分地延展物的生命的可能性。因此，对物的再脉络化应该是继承和巩固原有信息的博物馆式的格式化，同时是面向未来的格式化。新的博物馆学要求博物馆的语境具有更大的包容性，也鼓励博物馆探索让人观赏物和缔结新型物人关系时在历史、艺术、科学之外的诸如传播、教育、情感与文化等新范式。 如果说认识论中物的转向曾经为物人关系开辟了新的认识与实践维度，而以数字化为基础的信息化转向将为未来的博物馆学和其他学科提供新的理论与方法指导。数字化已具体地为博物馆的物人对话与新型关系建构提供了新的基础和共享方式，通过数字化和信息化，物在博物馆的框架里被方便地链接甚至插上翅膀，为物与物以及物与人的关联开启了新的出发点，在物人交互中信息生态化可能是一种理想型指向——尽管人是信息化的背后推手，是物的伟大的赋灵者，但人应该自觉地降格为人与其生存环境的生态系统的构成部分而非主宰。物性是人性的镜子，民族性、群体性都是人类共性的构成分子。物人之间的反观与映照，不仅可以让物有更多的信息和价值，让人做出更多发现，也可以实现更多关联，开启更多新的人与文化的可能性。 人在博物馆里曾经接续起太多的历史与文化断层，信息时代，物与人完全可以在博物馆空间里实现细胞层面的跨越生命、跨越时空、跨越文化的对话和融通。博物馆是死文化的寄身之所，也是新文化的摇篮；是文化研究的田野和文化融汇的熔炉，也是所有学科可以发挥作用的实验室。博物馆曾经在知识生产与配置方面占据制高点，在信息化转向的新时代，博物馆也应充分吸收各学科的优点，努力走在最前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