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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君子”是中国共产党在沈阳地区领导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力量 “九一八”事变前后，东北地区党组织屡遭破坏，但“九君子”坚持反帝爱国，可谓中国共产党在沈阳地区进步活动的一个缩影。巩天民以银行经营者、商会领导者和青年会董事身份为掩护，负责中共沈阳银行系统党组织活动，党小组的许多重要会议都在巩天民的世成庆贷庄召开。1926年，中共北满地委书记吴丽石由哈尔滨到沈阳传达任务，开会地点就设在巩天民的经理办公室。 “九一八”事变后，刘仲明征询巩天民去留意见，俩人商议后决定誓守家园。他们认为，如此“可以掩护由关内来东北的抗日人士，又可就力之所及，支援东北义勇军医药等项，鼓舞东北同胞回复国土的决心和信心”。巩天民亲自护送进步学生张希尧和宋黎离开沈阳，嘱其把日本进犯之事通过《大公报》传播出去，还表示自己肯定不会离开沈阳，秘密联络点就设在世成庆贷庄。 东北沦陷后，“九君子”每次聚会都“各饮苦水一杯，以励卧薪尝胆之志，以示待机报国之诚”。夫人们则在青年会的门房组织唱诗班，实为放哨。1932年夏，巩天民带着沈阳各界重托到北平面见张学良，呼吁东北健儿打回老家。其间，他从“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领袖闫宝航处了解“义勇军就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这使一心“要和党组织取得联系，希望得到新的指示”的巩天民大受鼓舞。回沈后即组建100多人参加的“卫生会”，从每人工薪中提出10%作为“公共储蓄”。据巩夫人回忆：有一次，地下党有位女同志在大连下船后被日军逮捕，押在沈阳，巩天民就是用“卫生会”的钱把她“买”了出来。这一时期，“九君子”与义勇军之间建立了稳定的联系，小河沿医专、体育学院、南塔、鹿鸣春饭店等地都是他们的秘密接头地点。东北军王以哲将军的女婿王岳石（共产党员）1932年时就是义勇军的联络员，负责与巩天民接头，转交钱款和药品清单等，再由刘仲宜、刘仲明分头筹备药品。 “九君子”与共产党之间还有其他联系通道。巩天民手记中就有“1932年去北平见徐仲航，送‘反帝大同盟’”等字样。徐仲航是中共隐蔽战线的老同志，“反帝大同盟”是早期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