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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中国神话学会会长叶舒宪 神话同远古的人类生活和历史密切关联。神话研究对于探索人类文明发展历程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揭秘人类文明的起源与传播历程，洞悉人类远古文化史。近年来的神话学研究有哪些新的理论与方法？神话学研究应该如何切入到文明起源研究？围绕上述问题，记者采访了中国神话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叶舒宪。 倡导大小传统再划分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神话学研究中，您倡导重视前文字时代的文化传统，并将其称为“大传统”。“大传统”这一概念及提出背景是什么？该如何认识“大传统”在神话研究中的价值？ 叶舒宪：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提出了大传统与小传统的概念。但我国学者重新界定了大小传统概念，希望能有个区分判断的客观标准。 雷氏提出这一对概念时，后殖民主义的浪潮还没有兴起。从殖民的立场看，被殖民者即世界各地形形色色的原住民，基本上都是无文字民族，其文化传统当然也被蔑视为弱势的小传统。而掌控着书写（历史）权力的殖民一方，理所当然地被标榜为文化大传统的代表。这样区分的文化大小传统，难免充斥着殖民主义、欧洲中心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色彩。这和文化人类学所倡导的文化相对主义精神也是背道而驰的。其学术误导作用需要从根本上加以揭露和批判。我国文学人类学学者对此提出异议，并主张给予颠覆性的再造。 我们将文字符号的出现与否，作为判断传统之大与小的尺度。先于文字的口传文化传统，数以万年计，理所当然是大传统；文字出现以后的书写传统，从全球范围看是五千年，中国从甲骨文算起也仅有三千多年，这个时间段只能是小传统。 大和小的重新划分，不光是要给地球上数以千计的无文字民族的文化传统重新正名，即承认《格萨尔》《玛纳斯》《江格尔》和《亚鲁王》的讲唱活动本身，都是神话表演大传统在当今少数族群中的延续。其更重要的认知意义在于，人类文化和人类思想的所有重要的祖根和原型，无一不是来自文化大传统的。过去的中国神话研究格局以《山海经》和《楚辞》的时代为开篇，充其量是两千多年的研究视野，这是研究者本身被文字和文献所绑架的结果。需要充分借鉴国际前沿性的研究成果，如神话学家坎贝尔《神之面具》与阿姆斯特朗的《神话简史》，均以万年计的大视野为特色。认知考古学家伦福儒所言“神话时代”则以五十万年为单位。我们也不能再陶醉在两千多年的“中国神话”书写小格局里沾沾自喜，而无视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考古学的巨大成就。这就是我们一定要倡导大小传统再划分的初衷所在。 神话学为中国文明探源提供参照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曾主持“中华文明探源的神话学研究”这一课题。在您看来，神话学缘何可以参与到文明起源的研究中？ 叶舒宪：相对于人类进化史，地球上的文明是距今5000年上下出现的新生事物。那个时候，也就是孕育文明的时候，所有的人，上自国王、酋长、巫师长，下至平民百姓，全社会都是由虔诚的信仰者组成的。神话对他们而言，不是审美和娱乐的文学或艺术对象，而是信仰对象，是他们全部意识形态的根基和思想观念的核心。这样看，研究文明起源问题就不能缺少神话学视角。 见物不见人的研究方法在考古学界内部早已受到批判和挑战，让学科本位主义者改换脑筋不可能一蹴而就，我们只能从“基础设施”的工作中一点一滴地做起。西方考古学与神话学、宗教学、艺术史等学科相互结合的情况，给了我们很多启发。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神话学文库”选译出版一批具有国际前沿性的成果，如《希腊文化的东方语境》《女神的语言》《苏美尔神话》《米诺王权与太阳女神》《日本神话的考古学》《希腊神话的迈锡尼起源》等书，就是希望能给中国的文明探源研究提供国际学术参照。 以“四重证据法”重新审视研究神话 《中国社会科学报》：有学者认为，近年来中国神话研究最新的研究理论与方法是大小传统理论与四重证据法，请您简单介绍下四重证据法。 叶舒宪：从时间上看，四重证据法的提出是在2005年，其前身“三重证据法”的提出则在20世纪90年代。而申报中华文明探源的神话学研究项目则是在2009年。正是由于有了神话研究和人文研究方法论上的创新实践积累，我们才有可能对原有的纯考古学导向的文明探源工程提出补充性建议，并尝试做出大胆探索。为1925年王国维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再增加新内容，主要是将人类学研究的民间口传文化作为第三重证据，再将考古遗址、文物和图像等作为第四重证据，这样综合多学科新知识的“四重证据法”应运而生。这比单纯依赖文献做神话研究多了几个重要维度，特别是口传神话与图像神话的大量材料，包括从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玉器雕刻的神像神徽，到汉代画像石的大量玄幻形象，由此组成的证据链条，有可能一直延伸到无文字的文化大传统深处。 回望神话，不仅因为神话里面透露出真实的远古生存痕迹，而且还因为神话想象所带来的超越价值是使历史进步的重要出路。回古不是返古，而是更好的前进。基于此，文学人类学一直致力于通过四重证据法再现前文字时代的大传统知识。 那么究竟什么样的证据才够得上大传统的真知识呢？按时间的划分显然是至今仍在演绎神话思维的民族学人类学知识（第三重证据）和考古出土表征神话思维的物证（第四重证据），它们更为接近前文字时代的大传统。第一、二重证据为小传统的专用符号系统。这一观点在《中华文明探源的神话学研究》一书中，也有很清晰的表述，即“我们从能够说话的第三重证据（民族学田野作业资料），看到解释不能说话的第四重证据（考古实物）的线索，二者合起来构成核实、检验和重新理解第一重（文献记载）的文化语境。这确实是一种综合多学科知识的研究方法，也是相当复杂的研究思路的变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