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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72年起，毛泽东先后在一批受到诬陷和打击的老干部及家属的来信上分别做出批示，同意陈云回北京，指示对谭震林、罗瑞卿、谭政、杨成武、李一氓、苏振华、林枫、叶飞、吴冷西、舒同、郭化若、李卓然、何长工、白坚、李克如、贺诚、许涤新、范长江、江一真、李一夫、柴沫、林铁、陈丕显、刘景范等人或予以释放，或解放恢复工作，或按照人民内部矛盾性质酌情做出安排。他在批示中做自我批评说：“当时听了林彪一面之词”，“有些证据不足，办案人员似有一些逼供信”。还特别批准了陈云、王稼祥要求进行经济和外事调查工作的来信，又专门指示周恩来，谭震林“还是好同志，应当让他回来”。 1973年12月12日至22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再次肯定朱德是“红司令”，并作了自我批评。他说：“我看贺龙同志搞错了，我要负责呢。”“要翻案呢，不然少了贺龙不好呢。杨、余、傅也要翻案呢，都是林彪搞的。我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词，所以我犯了错误。小平讲，在上海的时候，对罗瑞卿搞突然袭击，他不满意。我赞成他。也是听了林彪的话，整了罗瑞卿呢。”“有几次听一面之词，就是不好呢。向同志们做点自我批评呢。” 毛泽东还对“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做法予以了否定。 1971年10月4日，他在接见中央军委办公室会议成员时说：“四好运动搞形式主义，把部队作风带坏了，要改变。”“军队要严格训练，严格要求，才能打仗。锻炼部队，一是靠打仗，一是靠平时训练。”林彪、陈伯达搞阴谋活动，蓄谋已久，目的就是要夺权；“文化大革命”中整几位老帅，也是林、陈他们搞的。他指出：要好好整顿我们的军队，头脑不要太简单了。此后，当年被大加赞赏在解放军中开展的“四好连队”、“五好战士”运动即停止进行。 11月22日，他在会见越南党政代表团时谈到发生林彪事件的教训说：过去军队就是不统一嘛！我这个人犯了错误，就是进城以后不管军队。结果就闹山头主义，也闹宗派主义。(你们)将来和平了，不要学我们犯错误。现在他们还原谅我，允许我改正错误。从去年8月庐山会议以来，这一年多，我改正了错误，整顿我们的军队。 1972年6月，他在会见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时第一次对外点了林彪的名，又批判极“左”派说： 我们这个国家也有人骂我们，说是整了左派。我们的“左派”是什么一些人呢？就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那些人。今天要打倒总理，明天要打倒陈毅，后天要打倒叶剑英。这些所谓“左派”现在都在班房里头。我们这里早几年天下大乱，全国各地都打，全面内战。两边都发枪，一共发了100万支枪吧。这一派军队支持这一派，那一派军队支持那一派，打。被那些“左派”夺了权。一个半月(外交部)权不在我们手里，在那些所谓的“左派”手里。这些所谓“左派”，其实就是反革命。……没有多少问题，几个月过去了，几年过去了，总后台的人现在也过去了，叫林彪。坐一架飞机往苏联去，其目的是想见上帝。摔下来了，见上帝去了。 12月，他对刘建章家属反映监狱中搞“法西斯审查”的来信批示说：“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 1973年1月，李德生传达了毛泽东针对破坏民族政策现象做出的指示：“政策问题多年不抓了，特别是民族政策。现在地方民族主义少些，不突出了，但大汉族主义比较大，需要教育。” 尽管毛泽东的这些自我批评和指示并没有在“文化大革命”的整体错误方针上做出根本性的改变，也未反映出完全清醒的认识，有些说法更不符合历史事实，例如他把“全面内战”的总后台说成是林彪，但毛泽东的这些表态，确实使周恩来在一定时期内掌握了否定“文革”的主动权。(《国际冷战史研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