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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为何恨袁世凯 二十一条是怎么变成十二条的

http://www.newdu.com 2017-10-11 未知 佚名 参加讨论
在中国历史上,袁世凯因为卖国贼的形象一直为世人所诟病,而签订所谓的二十一条就被人们认为是他一个卖国行为。可事实是,袁世凯也是日本人最痛恨的人,至少在签订二十一条时

      在中国历史上,袁世凯因为“卖国贼”的形象一直为世人所诟病,而签订所谓的“二十一条”就被人们认为是他一个卖国行为。可事实是,袁世凯也是日本人最痛恨的人,至少在签订“二十一条”时,他努力和日本方面进行斡旋,并将“二十一条”最终谈成了“十二条”。
    晚清最恨日本的有两个人,一个李鸿章,一个袁世凯。李鸿章脸上挨了日本人的子弹,虽然日本天皇及皇后派人送来亲手折叠的纱布,可中堂大人就是留着子弹在脸上不取,以便在《辛丑条约》的谈判中讨价还价。
    袁世凯与日本的过节,可以追溯到驻朝鲜时期。1884年朝鲜宫廷政变中,袁世凯入宫救驾,平定了亲日的“开化党”人作乱,日本人很生气,但伊藤博文看重他,当李鸿章感慨人才难得时,伊藤说:“以袁世凯的才干,只当小差,难怪贵国缺人才。”
    甲午战争时期,袁世凯对日本态度强硬。日俄战争时期,袁世凯实际上做了不少有利于日本军方的事;在他所练的新军中,日本教官也发挥了不少作用。
    日俄战争后,美国与日本、沙俄争夺东北日益激烈,袁世凯“以夷制夷”,联美、德制日,让日本生气。1908年建汉冶萍煤矿公司,盛宣怀向日本借款,日本要求一部分管理权,袁世凯却主张将公司收归国有,没谈成,日本也生气。
    辛亥年间,袁世凯在外交上依赖英美,英美等国也公开支持袁世凯掌权,日本显得落后,于是认为如果袁世凯当国,日本在中国就不可能获得最大利益。1913、1914年,日本对德宣战,强占青岛,在山东半岛登陆;到了1915年,就端出了《二十一条》。
    据曹汝霖(时任外交部次长)回忆,他收到的袁世凯批阅件上有这样的文字——
    针对合办矿业:“可答应一二处,须照矿业条例办理,愈少愈好,可留予国人自办。”
    针对建造铁路:“须与他国借款造路相同,铁路行政权须由中国人自行管理,日本只可允以管理借款之会计审核权,惟须斟酌慎重。”
    针对开商埠:“须用自开办法,并应限制,免日本人充斥而来,反客为主。”
    针对汉冶萍矿厂:“这是商办公司,政府不能代谋。”
    针对福建让与:“荒唐、荒唐,领土怎能让与第三国。”
    针对内地杂居:“治外法权没有收回之前,不能允许杂居。”
    针对限制中国主权的第五号条款:“简直似以朝鲜视我,这种条件岂平等国所应提出,实堪痛恨,万万不可开议,切记切记。”
    对照天津市历史档案馆现存的袁世凯对《二十一条》说帖的朱批原件,可以发现更多的“字斟句酌”和“讨价还价”,如日本政府提出的有关东部内蒙古借款、课税、开埠、合办农工业等方面的要求,袁世凯批:“办不到”;有关日本臣民在满州可租赁或购买土地,袁圏出“或购买”3字,批:“购买有碍完全领土”。最后,他写道:“各条内多有干涉内政侵犯主权之处,实难同意。”
    曹汝霖在回忆录里还披露了另一些情况:袁世凯特派日籍法律顾问有贺长雄回国,打探到日本天皇及政府尚未获悉《二十一条》内容,是日本首相大隈重信借政府名义提出,带有先斩后奏、事成邀功的意思。袁世凯获信后高兴地说:“得要领了,得要领了。满洲以外的要求,当然半个字也不能答应他。”他同时派出耳目,探明日本天皇是否真会因谈判破裂而出兵。
    一方面,陆徵祥(时任外交总长)、曹汝霖奉命想方设法拖延谈判,譬如将每周谈判从5次压缩到3次,谈判代表顾维钧每次说完开场白即献茶,尽量占用两小时的谈判时间;另一方面,袁世凯将此事透露给英、美、法、俄,想通过他们的利益争夺给日本施加压力;同时,他也将内幕透露给中外报界,借助国内民意和舆论。
    从1915年2月2日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到5月7日日本发出限时48小时答复的最后通牒,历时105天,谈判20多次。5月1日后,日本摆出大战一场的姿态:军舰在渤海一带游弋;山东、奉天兵力增加;关东戒严,日侨纷纷回国。
    收到最后通牒的袁世凯召集政府要员开会,通告此事和不得不接受的原因,他说:“我国虽弱,苟侵及我主权,束缚我内政,如第五号所列者,我必誓死力拒。外交部恪守我的指示,坚拒到底,尽了最大之力……如今日人最后通牒已将第五条撤回,凡侵主权及自居优越各条亦尽力修改,并正式声明将来胶州湾归还中国。在南满虽有居住权但须服从警察法令及课税各条亦与中国人一律。因此,与初案相比已挽回许多……我国国力未充,目前尚难以兵戎相见。故权衡利害而不得不接受日本之最后通牒,是何等痛心,何等耻辱!……经此大难之后,大家务必认此次接受日本要求为奇耻大辱,本卧薪尝胆之精神,做奋发有为之事业。举凡军事、 政治、外交、财政,力求刷新,预定计划,定年限,下决心,群策群力,期达目的……”他还引朱尔典的话,希望“埋头十年,与日本抬头相见”。
    5月25日,陆徵祥与日本正式签订讨价还价后的《二十一条》,实际上是“十二条”。第五号共7条,没有签订,此外删除2条。
    当时留学美国的胡适说:“吾国此次对日交涉。可谓知己知彼,既知持重,又能有所不挠,能柔也能刚,此乃历来外交史所未见。”
    30年代初,史家陈恭禄在其《中国近代史》中评点此事:“何可厚非。”
    民国著名记者陶菊隐虽对袁世凯评价不高,但在《袁世凯传》中说:“外界传说他与日本人订立‘二十一条’另有密约,实在是没有这回事情。袁世凯被迫在‘二十一条’上签字后,好多天神志为之不宁。他让丁佛言撰写了一本书,叫《中日交涉失败史》,印了5万册,密存山东模范监狱。他常对左右说:‘勾践不忘会稽之耻,最后终于打败了吴国;那些咄咄逼人的人终有肉袒牵羊之一日,到那时,此书就可以问世了。’”
    新近发现的一些资料表明,条约签订之前还有另一重压力——
    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凯面递“二十一条”时,曾说“彼等(指中国革命党)与政府外之有力日人有密切之关系,除非中国政府给予友谊证明,日本政府不能阻止此辈之扰乱中国”(引自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在“二十一条”谈判过程中,日置益的说法显然让袁世凯感到了压力。袁世凯方面(不是袁本人)曾因此骂孙中山“将效法吴三桂,引外兵扰乱本国”。二次革命之后,孙中山被通缉,流亡日本。现在日本外务省档案馆确实存有一份孙中山与日本人签订的《盟约》。按照《盟约》,如果日本人出钱或武器,帮助他重新在大陆夺取政权的话,(孙)就把满洲割让给日本。这个问题现在争议得非常厉害。每次开学术会议,几方的学者都恨不得打起来。日本学者都坚持认为这是真的,台湾学者坚持说这是假的,部分大陆学者倾向于认为是真的。”
    骆宝善先生说:“中国,包括世界上任何一个落后国家和民族的政治势力,想要在本国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都要依靠外国的力量,不管打什么样的旗号。在寻求政治上、经济上支持的时候,只能拿国家主权、国家利益做交易。”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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