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语言艺术，诗歌对时间的抒写是人类时间体验与想象的重要呈现。作为中国新诗史上重要的诗人，何其芳诗歌的时间想象丰富而独特，并且将之融进细腻而深具象征意义的诗歌意象中。纵观何其芳的新诗创作，他对时间的想象与抒写在20世纪30年代和四五十年代有非常大的差异。通过仔细辨析其早期《预言》中的诗歌作品和四五十年代《夜歌》中的作品，就会对它们之间的差异有非常明晰的认识。
    何其芳早期诗歌对时间的感知与想象，在总体上是一种“超时间”的方式。在他的第一本诗集《预言》中，何其芳对时间的想象与抒写是以“乡土时间观”为根基的，它在很多时候表现为一种“无时间性”，侧重于时间的静止感受。这种时间观的背后，是时间指向的“一种‘过去’性，它标志着乡土的生活有一种‘超时间’的难以变更的特征”。（吴晓东：《临水的纳蕤思：中国现代派诗歌的艺术母体》，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90页）对它们的诗性表达，体现了现代诗歌“时间意识”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早期何其芳诗歌中出现较多的时间意象如“秋天”、“黄昏”等，其实在某种意义上都指向一种精致化的时间感受，这种感受本身是趋于封闭化的，它对应着感伤精神个体的迷蒙的内心世界。例如在《病中》一诗中：
    黄昏。我轻轻开了
    我的灯，开了我的书，
    开了我的记忆像棉匣。
    “黄昏”在这首诗中不具备动态性，它只是提供了一个内心的时间背景，它在本质上是静止的，时间的静止为内心情绪的流动提供了一个非常适宜的氛围，这正是何其芳早期文学作品的典型氛围。
    在这之外，何其芳前期诗歌中还经常出现“日午”这一时间意象。根据我们的常识，一天的正午是最安静的一段时间，何其芳在这一时期的诗歌中几乎无一例外地设置一个安谧的环境，以便于让他孤寂的灵魂进行独语：
    看藤萝垂在墙半腰
    青青的，谁遗下的带子
    引我想墙内草场上
    日午有亭亭的树影升腾……
    与其说何其芳善于在早期诗歌中营造具体的如“秋天”、“黄昏”、“日午”等静谧的时间氛围，不如说他早期的诗歌是“无时间性”的，具体的时间本身在这里只是为抒情主体提供了一种氛围，在诗歌的内里和抒情主体的内心，时间是不流动的，是静止的。由此不难看出，何其芳早期的《预言》中的诗，几乎无一不是他对内心“辽远的国土”的一种超时间想象。这种想象方式在1934年10月所写的《扇》这首诗中抵达一个极致：
    设若少女妆台间没有镜子，
    成天凝望着悬在壁上的宫扇，
    扇上的楼阁如水中倒影，
    染着剩粉残泪如烟云，
    叹华年流过绢面，
    迷途的仙源不可住寻，
    如寒冷的月里有了生物，
    每夜凝望这苹果形的地球，
    猜在她的山谷的浓淡阴影下，
    居住着的是多么幸福……
    这首诗设想了一个少女乌托邦般的迷梦，其实暗合了这一时期青年何其芳内心的苦闷和对残酷现实的想象性逃离。在诗歌中，少女对自身的“华年流过”有一种无声的叹息，其中的孤寂之情溢于言表。诗歌中还有两个重要的时间表征，“成天”、“每夜”，在这个想象性的幻妙情景中，时间虽然仍然有日夜之分，但它是非线性的，它是周而复始地进行循环、重复的，如吴晓东所言，《扇》“把读者引入的是一个超时空的世界：无历史感，无时间感，空间也是一种幻梦般的变形化的空间”。（吴晓东：《临水的纳蕤思：中国现代派诗歌的艺术母体》，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83页）
    “乡土时间”最为典型的内在特征在于它所具有的静止与循环特性，这是与现代线性时间截然不同的。在《预言》中，何其芳有时候直接呈现一种“循环时间”，并将之与某种“超时间”的时间感受交织在一起：
    日光在蓖麻树上的大叶上。
    七里蜂巢栖在土地祠里。
    我与这影竞走着
    逐巨大的圆环归来，
    始知时间静止。
    ——何其芳《柏林》（1933年）
    “圆环”正是循环时间的空间赋形，何其芳对时间的体验指向了一种循环意义上的“时间静止”，“圆”在时间的意义上，成为新诗中象征“循环时间”的典型意象。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何其芳《预言》中对时间的感受与想象是内向的、静寂的，甚至是封闭的。青年何其芳并没有表达出通过“秋天”、“黄昏”等积淀已久的时间意象来表达对时间流逝的强烈感受，而是通过设置一个具体的时间情景来引入内心的细微情感。这是一种接近于静止的时间感受方式，抒情主体在无时间性的世界里进行独语和狂想。不妨说，这是何其芳的性格使然，也是其独有的精神气质在诗歌中的肆意释放：
    我是一个太不顽皮的孩子，
    不解以青梅竹马作嬉戏的同伴。
    在那古老的寂寞的屋子里，
    我亦其一草一木，静静地长，
    静静地青，也许在寂寥里
    也曾开过两三朵白色的花，
    但没有飞鸟的欢快的翅膀。
    在这首题为《昔年》的诗里，何其芳道出了他“寂寥”的成长环境，这种成长环境有效地塑形了他的性格特征和对外在世界的感受方式。在《预言》中，青年何其芳逃遁出周围的现实世界，将那个敏感而多愁的自我深深地埋藏起来，所以在某些诗歌中，“时间”更多地指向一种内心时间，在这里，外在的物理时间消隐了，它们只是作为内心时间得以发生的某种外在背景。乡土循环的时间观，在某种意义上传达了一种封闭感。这种观念主要是在“社会历史”和“宇宙”的感知维度上体现的，它折射在个体生命的维度，则是一种生命的被围困感。乡土时间观念既体现在时间感知的方式上，也体现在时间节奏和对待时间的态度上。而“循环”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世界万物的运转特征，所以很容易被摄入，以传达某种生存的实感。应该指出的是，“乡土时间”在现代语境中已经渐渐失去了得以依傍的社会氛围，在加速现代化的今天，中国新诗对“乡土时间”的观照与抒写，在某种意义上成为现代人“精神返乡”的隐喻。
    《预言》中的诗感受细腻，大多具有一种“自语”的话语倾向，其实正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现代派诗人的内心写照。现代派诗人的灵魂独语在激烈的时代变革中戛然而止，随着革命形势的日趋严峻，一个更加广阔而真实的外在世界向他们展开。作为现代派诗人中转型较为彻底的何其芳，他以非常坚定的方式走出了“内心时间”的封闭性与静止性，他的时间观与当时的革命形势取得了内在的一致，在诗集《夜歌》中，一种基于“未来”的时间想象得到了丰富的表达，诗歌中的时间意象也突破了早期的狭窄与古旧，充满了宏大的象征意义。
    随着20世纪中国历史语境或急或缓的嬗变，新诗的抒写随特定时代语境的某一突出话语模式而呈现出那个时代的典型特征，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新诗中就普遍存有一种“时间乌托邦”的想象，甚至内化为一种“迷恋未来”的时间意识形态。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宣布采用西历纪元，从而将自身的延续完全纳入现代性直线时间流程的想象之中。在同时期的《我们最伟大的节日》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49年的成立，被何其芳作为一个“节日”时间而放声歌唱：
    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隆隆的雷声里诞生。
    是如此巨大的国家的诞生，
    是经过了如此长期的苦痛
    而又如此欢乐的诞生，
    就不能不像暴风雨一样打击着敌人，
    像雷一样发出震动着世界的声音……
    ——何其芳《我们最伟大的节日》
    “节日时间”是人为地设置某个时间节点，来完成对某一重要事件、人物的纪念或庆祝，“现代的数字化节日（五一、六一、七一等），起源于对一些特殊历史事件的崇拜，它拆解了自然时间的连续性，在对历史事件的强化记忆中，淡化对生命时间的感受。它恰恰是一种将时间（历史）闭锁起来的孤立时间。”（张柠：《土地的黄昏》，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33页）何其芳在这里为读者设置了一个“节日”的盛大的时间背景，一种告别“过去”、走向“未来”的豪迈情怀得以体现，时间意义上的“昨天”是凄苦的、黑暗的，它对应着个人、民族甚至整个人类生存的黑暗，而“未来”是绝对乐观的，它昭示着线性矢量时间前端的无限美好。时间体验的二元对立式态度逐渐内化为一种“时间意识形态”，并潜在地影响了其后的诗歌样态。何其芳的“时间豪情”在新中国成立后的50年代更加强烈，以至于抵达了与意识形态高度吻合的“时间超越”意识：
    为了实现我们的心愿，
    我们能作出些什么贡献？
    让每一个人这样问自己，
    让每一个人加倍地努力，
    加一些石头，加一些泥土，
    铺平到达未来的道路，
    让时间的列车在上面飞驶，
    几十年走完好几个世纪。
    ——何其芳《讨论宪法草案以后》
    “几十年走完好几个世纪”的抒写是前所未有的，这就不仅仅是指向未来，而且在诗歌中铺平了通向未来的路，我们不妨说，何其芳这首诗所表达的时间意识，因为与那个特殊时代变形的意识形态的极度吻合，而成为诗歌“未来”时间抒写的某种极致。这句诗与胡风诗歌文本中“他向时间发出了命令”一致地体现了宏大主体对“时间”的主宰，凸显了“人”在时间面前的无限力量，人可以任意地支配历史时间、控制历史的进程。在《成都，让我把你摇醒》中，一种面向未来的抒情姿态得到最大程度的彰显：
    我像盲人的眼睛终于睁开，
    从黑暗的深处看见光明，
    那巨大的光明呵，
    向我走来，
    向我的国家走来……
    ——何其芳《成都，让我把你摇醒》
    所谓“从黑暗的深处看见光明”，正是在时间的意义上寄予了一个无比光明的未来，这其中充满了时间的意识形态色彩，所谓“巨大的光明”正是基于未来时间观的一种“宏大抒情”，燃烧着激昂的时间激情。
    由延安文艺引领，一直到“十七年”甚至“文革”时期的诗歌，其主流的时间观念是对一种“宏观时间”的感悟，一种宏观的、乐观的、创世纪般的时间热情弥漫在这个时期的诗歌中。五四文学中对未来时间的“乌托邦”想象在这个时代发挥到了极致，并失去了其深层的、坚固的历史意识。在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期的诗歌作品中，潜含着一种二元对立式的价值立场，针对这种现象，有关论者已经提出了种种解释，陈思和认为这是因为“战争文化心理特征没有在战后几十年中得到根本性的改变”，这固然是很重要的一方面，但仍有更加内在的因素值得探讨。这种对立的背后是时间观念的暗中牵引，“作为对革命的政治合法性阐释最重要的理论逻辑，时间被按照新与旧、黑暗与光明、过去与现在、反动与革命等伦理化的对立模态分割成若干份，时间的纵向维度被前所未有地彰显出来，并赋予了其鲜明的政治色调、方向感和目的性。”（张清华：《时间的美学——论时间修辞与当代文学的美学演变》，《文艺研究》，2006年第7期）在这里，历史时间以其巨大的意识形态辐射力，遮蔽了个体生命对时间的内在感知。
    从“时间想象”的角度来细读何其芳不同时期的诗歌，我们在认识到其时间想象方式、诗歌意象构筑等层面的不同之外，更应该注意其背后复杂的思想意蕴。如果说《预言》中的时间想象是抒情主体在静止而封闭的时间中的自我回忆与独语，那么《夜歌》及以后的诗歌则是在打破这种封闭的时间之后，个体时间与历史时间取得了高度的契合，它们之间有深层的联系。何其芳诗歌“时间想象”方式的前后转折，在某种意义上构成我们重新审视“何其芳现象”的一个有效且新颖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