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其芳全集》和《何其芳研究专集》，为何其芳研究提供了相对完善的文献保障体系。但遗珠之憾在所难免。朱金顺、李卉、刘涛、杨新宇、荣挺进、熊飞宇等学者后来又发现了何其芳的若干佚诗、佚简、佚文。笔者翻阅民国旧报刊，又找到了何其芳的佚文两篇，不见于《何其芳全集》和陆文璧编的《何其芳著作系年》。
    《关于〈国仇〉》，署名“何其芳”，刊于1938年5月5日出版的《战时戏剧》第1卷第5期，照录如下：
    来谈与戏剧有关的事物这在我是第一次。因为对于戏剧，我是一个千重门外的门外汉。
    然而《国仇》的作者星辉君却把他的原稿拿来我看。说句实话，舞台上的剧我虽少看，纸上的剧我却是碰到了也就看的，犹如看印在纸上的文学中的旁的文艺一样。因此我就把《国仇》看了下去，而且当星辉君来拿他的原稿时，我还大胆的说出一点我读后的意见。
    我的意见是非常简陋的：
    第一，虽说关于抗战以来的剧作和实际戏剧活动我都不大清楚，也常常听说有一点闹着抗战剧本荒，那么为着填补这缺陷，有名的和无名的剧作者都应该努力的写出一些剧本来。在这意义上，星辉君的努力是可赞美的。
    第二，星辉君这独幕剧所含的主旨或教训在目前是颇有力的：一个做了汉奸的坏蛋终于被敌人杀死了他的母亲，抢走了他的孩子，强奸了他的妻子，终于在自杀而尚未瞑目的时候认清了他的大错误，大罪过。这不仅尽了抨击汉奸的任务，而且对于有些胡里胡涂的过日子的观众，有些因为知识程度低落而不了解民族生存与个人生存有着密切关系的观众，也是当头一棒，可以粉碎他们对于抗战所采取的冷淡或者游离的态度。闭幕时最后敷语尤为明白有力的指出了一条道路：共报国仇。
    第三，在比较小的枝节问题上，我也指出了一二可商量的地方。比如剧情进行的中间，那汉奸的母亲说出一大篇近乎演讲的话，而且有些语句是与她的知识上的身份不大合式的。这点想来在公演之前已经过完善的修改，不是原来的面目了。又比如在剧情的穿插上，汉奸赌了一个吞鸦片烟死的咒后来就真的那样死了，未免与我国民间的迷信太符合。虽说正的方面，这还可以增加戏剧的效果，不能不耽虑着这也许会产生一种坏的副作用。然而为着整个结构，这点是不便改去的。
    我当时对星辉君说的话就尽于此。星辉君第二天又来说，在联合公演的时候要出一个特刊，要我写一点文章。我觉得这是一个难题（因为对于戏剧，我是一个千重门外的门外汉，）没有办法，只有老老实实的把我对星辉说过的话用文字再说一遍。
    好在懂戏剧的人们和观众们对《国仇》和《国仇》的公演成绩自然另有高明的意见。
    四月十七日夜
    何其芳文中提到的《国仇》公演，据郭昭明、吴泽霖整理的《抗战期间自贡的抗日救亡运动》知，“自贡市抗敌歌咏话剧团”于1938年春在南华宫正式成立开展了一系列的抗敌救亡活动，在话剧方面，举办了十多次公演。为纪念“八·一三”举行了第九次公演，演出《国仇》《扬子江的暴风雨》，为了纪念“九·一八”举行了第10次公演，剧目仍然是《国仇》。另外，据《艾芜全集》第17卷保存的日记可知，1963年5月15日，他在四川工业学院与王朴安谈话中，也曾提到，抗敌歌咏演剧团的这次公演是“为八路军募捐”。
    “来谈与戏剧有关的事物这在我是第一次”，的确如此，何其芳很少涉猎戏剧，只是在重庆期间（1945-1947年3月）写过几篇“当时在重庆演出的某些戏剧的评论”，如《评〈万世师表〉》《〈清明前后〉的现实意义》《评〈芳草天涯〉》《评〈天国春秋〉》《评〈岁寒图〉》和《关于〈家〉》等，对张骏祥、茅盾、夏衍、阳翰笙、陈白尘、曹禺等作家的剧本作了认真的点评。这些剧评已收入《何其芳全集》第2卷。至今很少有人关注到何其芳的剧评，这当是何其芳研究的一个新的学术生长点。
    《我一年来的生活》，署名“何其芳”，刊于1938年7月7日出版的《战时学生旬刊》第5、6期合刊，照录如下：
    我回到四川已快满一年了。
    精确一点说：已快满十个月了。
    去年的今天，大概我是孤独的而又疲倦的在从山东半岛到北平的路途中奔波着吧。然而，因为我从来不写日记，已无法断定去年的今天是过度在胶济路的车厢里，在津浦路的车厢里，还是在济南的一家小旅馆里了。
    总之我是在七七事变以前的十多天到了北平的。将来未必有学者要给我作年谱。要精确的考据那些日子，那么忘记了也就算了吧。
    总之，到了北平，经过了七七事变，广安门事件，廊坊事件，我还是没有走。因为一方面舍不得北平，我的第二故乡，一方面又想，那有中国人从中国地方逃走的道理，所以我开玩笑的向朋友说，“要退出也和二十九路军一路退出。”这自然是没有实行的。我像一个可笑的隐士似的住在一个小院子里，并没有参加二十九路军的抗战工作，当他们到了必须在半夜里退出北平的时候那里会通知我，叫我跟着他们走呢。
    于是我失陷在失陷后的北平里。过了十天左右，平津交通恢复了，才从北平到天津，从天津到青岛，再经过济南、徐州、郑州、汉口，回到我的家乡——万县。
    已是八月尾了。
    回到万县。还没有喘过气来我又到一个师范学校去教书。教三班国文，三班逻辑。再详细一点说是编选三种国文教材，准备五样功课。而且改三班作文卷子。这时我只有抱怨人为什么每天都要睡觉，因为假若永远不睡觉那些工作还是可以好好的做完的。其次我抱怨学校电灯开得太晚，关得太早；从晚上六点半到八点五十分，前者是人类的根本大缺点之一，我也无法除掉，至于后者，则据学校当局说是在国难时期间节省物力，财力的办法，理由太正大，不能非难。
    我只有一包一包的买鱼烛。
    点了许多包鱼烛，熬了许多夜，过了四个多月，忙到没有工夫自己读书甚至写信的日子，到底有什么效果没有呢？我自己也很怀疑。勉强说起来，大概不外乎这三点：
    第一，使同学们知道国文一科也可以有系统的有计划的教与学。
    第二，使少数从外县初中毕业而来的一年级同学，甚至没有连鲁迅的名字都不知道的，也接触了有一点新文学作品。
    第三，使同学们知道一个教书的先生也可以作他们的朋友。当他们来找我，我总是在改卷子，就马上放下笔，在准备功课就马上放下书以和他们谈，谈到他走时为止。因为我是热情的，诚恳的，希望能够对他们有一点帮助。
    然而来找我谈的同学究竟是少数，在少数之中，亲切的信任着我，常常来和我谈一切问题的是更少的。而且那种同学总是很不满意于那个学校和万县那个死沉沉的地方。
    比如有一位同学吧，他愤慨着万县救亡工作的沉寂，写了一篇文章，他拿去给一位先生看，那位先生劝他不要发表，他说，“你说人家不做，你自己就先做一点什么吧”。于是那位同学后来，就藉故请假到另一位先生说，“他有点儿神经病。”
    长久住在那种环境里，我倒耽心我要害精神病，所以我决心想法离开那学校了。
    快放寒假的时候，一位朋友从乡下来了。他对我说的话非常简单明白。他说，“你应该用钱买回你的时间。”他主张我少教书，多写文章，他是很早很早就关心着我的写作的，而且直到现在他还是认为最适宜于我终身从事的是写作。
    他计划和我在万县办文艺副刊。
    但我回乡下去了十多天的寒假后，已有机会而且我也决定到成都了。到万县城区等船时，我那位朋友却还是固执着在万县办副刊，结果要我把第一期的稿子，写好后才让我上船。那副刊就是万县《川东日报》的《川东文艺》。
    到成都来还是教书，不过只教两班半国文，改两班卷子。
    因为比较有时间写文章了，除了间或给万县那个副刊写一点杂文而外，还同在成都的一些人办了一个独立的文艺刊物《工作》。本来我是打算为这刊物作一些打杂的事情，如发行，算账，校对之类，然而因为缺少稿子，我不得不每期都凑上一篇。
    之外，旁的同学办的刊物要稿子，我只要有时间就写，有时没有什么材料了，就由他们出题目我做。我像一个受实验的学生，尽自己所通知的答着任何问题。不用说这些文章，是万万没有资格入“作家们”或“文章家”们的创作之林的。一句话说穿虽然我是写着论什么论什么的题目，究竟不过杂感之类而已。在这“天下太平”的后方最好是没有感想，其次是有感想而不说出，最傻的人才写杂感，因为，空谈家总是敌不过实行家。当你在谈着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的时候，实行家却偏要实行你所认为不应该的， 而不准实行你所认为应该的，你有什么办法呢？当然，你也可以答道，我偏要谈。
    就是在这种“偏要谈”的坏脾气之下。我继续的写看杂文。恶意的批评我没有听见过，不知道是如何说法。好意的批评我都是听见过的，大意是“你不要这样浪费你的精力，还是做一点什么学问吧”或者“写的太多了就滥了”。前一种说法大概是劝我做后补学者，比如研究莎士比亚或者庄子之类。理由呢，据说抗战之后那种学问还是有用的。其实这种意思我是很明白的，而且，何必说抗战之后呢，就是目前抗战之中莎士比亚或者庄子之类不是照样很有用吗。不过，没有办法，这一类高尚的事业我甘心让与那些幸福的人去从事。后一种说法大概是根据“物以稀为贵”的原则吧。然而，假若我在纸上写一些黑字对人还也有一点益处的话，我是甘心多写，拼命的多写，以至于多到不值一文钱我还是要写的。我从来就非常唾弃文士们因为认识几个字，会写几句文章便以奇货自居。与其做那种人，我还不如去做洗衣匠。洗衣匠可以把脏的衣服洗白，而那种人都会把纯洁的东西弄污秽。
    我就是这样的过了最近的一年。
    六月廿十四日下午两点半
    何其芳借助这篇文章回忆了他从1937年8月底到1938年6月近10个月在万县、成都教书编刊的经历，当为第一手的何其芳生平文献资料，弥足珍贵。
    文中提到的“回到万县。还没有喘过气来我又到一个师范学校去教书”，这个学校指的是四川省立万县师范学校。“愤慨着万县救亡工作的沉寂，写了一篇文章”的那个学生，何其芳后来在《一个平常的故事》中也有描述，“一个比较热情的学生写了一篇文章，慨叹着县里的人对于抗战漠不关心，学校里的一位主任劝他不要发表，并且说：‘你责备别人，应该先从自己做起。’他真的就请假回乡下去作宣传工作，而且不久以后，带着一笔募捐来的钱回到了学校，这时候那个主任对我说到他，就只轻轻的一句：‘我看他有点神经病’”。主张何其芳“少教书，多写文章”，“固执着在万县办副刊”的是诗人杨吉甫。
    “到成都来还是教书”，这个学校是成都成属联立中学校（今成都石室中学）。当时他教过的学生余有麟曾回忆，“何其芳正好教我们班（普八班）的国文课……1938年我们改组《救亡》，将其扩大为《战时学生旬刊》，同时请何其芳、曹葆华为该刊撰稿，并请何其芳、曹葆华为该刊的名誉理事，把他们的名字与其他名誉理事的名字印在封面上”。
    “旁的同学办的刊物要稿子，我只要有时间就写，有时没有什么材料了，就由他们出题目我做”，的确如此，1938年5月30日出版的《学生文艺》第2期刊有《给学生文艺社的一封信》，7月15日出版的第5期刊有《一个关于写作的附注》，这是对《给学生文艺社的一封信》的补充。学生要求何其芳写一点关于文学修养的理论文章，过了十多天，他才写了《给学生文艺社的一封信》给予回复。1938年6月3日出版的《雷雨》周刊第1期刊有何其芳5月29日写的《给〈雷雨〉周刊社的一封信》。卞之琳的《何其芳与〈工作〉》对何其芳与《工作》的关系作了细致梳理，笔者在此不作赘述。
    笔者也期待《何其芳全集补遗》早日问世，这才能实现“保持何其芳文学和理论遗产的完整性和历史的面貌”（蓝棣之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