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的中国学界，随着傅璇琮、杨绛、陆谷孙三位文化老人的相继离世，一时竟有山颓梁坏，风泣月悲之感，似乎这个冬天也因此显得格外寒冷。但是，这个冬天又并不寒冷，因为三位老人的著述和思想将与世长存，他们的情怀、风骨和品格也永远为世人追忆，他们的精神之火必将代代相传，予人以永恒的温暖。
    傅璇琮：为学界办实事
    
    2016年1月23日，著名学者、卓越的出版家、中华书局原总编辑傅璇琮先生因病辞世，享年83岁。中华书局发布的讣告中，概括了傅先生的学术建树——
    傅璇琮同志一生致力于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参与制订《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九五”重点规划》，在古代文史研究领域著述精深宏富，扶持和培养了一大批古代文史研究的中青年学者，在海内外学术界、出版界享有崇高的声誉。
    傅璇琮同志主要著作有《唐代诗人丛考》《唐代科举与文学》《李德裕年谱》《唐翰林学士传论》《唐诗论学丛稿》《书林清话》《濡沫集》《河岳英灵集研究》（合著）等，主要古籍整理作品有《杨万里范成大资料汇编》《黄庭坚和江西诗派资料汇编》《唐五代人物传记数据综合索引》（合著）《李德裕文集校笺》（合著）《唐人选唐诗新编》（合著）等。曾参加点校本“二十四史”的编辑工作，曾参与主编《中国古籍总目》《续修四库全书》《全宋诗》《全宋笔记》《全唐五代诗》《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及《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唐才子传校笺》《宋才子传笺证》《宋登科记考》《宁波通史》等古籍整理图书和学术著作。
    这段介绍简明准确，揭出了傅先生三方面的文化贡献：一是国家层面的古籍规划；二是个人层面的学术成就；三是对学术人才的扶持和培养。
    傅先生长期担任中华书局和国家古籍整理出版方面的领导，这使他具备了远超常人的大局意识、高远眼光和传承中华文明的担当精神。他常从中国古籍乃“全人类的宝贵财富”这一高度想问题，组织、策划和出版了一大批学术品位高、社会影响大的著作，成为国家文化建设的重要工程。以续修《四库》系列而论，他主持完成的《续修四库全书》收书达5213种之多，恰与《四库全书》相配套，构筑起一座基本古籍的大型书库，使中国古代（1912年以前）的重要典籍大致齐备；而他主编的《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又与《四库全书总目》相呼应，使中国古代学术脉络纲举目张，源流毕现。这对保存、研究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定将产生重大影响。
    傅先生不仅是文化规划和出版部门的领导，而且还是古代文学研究界身先士卒的领袖；他不仅有计划、分步骤地推进古代文学，尤其是唐代文学基本资料库的建设，而且还以自己的著述引领了一时学术风气，开创了新的研究格局。如1980年出版的《唐代诗人丛考》，着重作家、作品与时代、社会乃至地域关系的探讨，跳出“买旧钱以充铸”的治学桎梏，影响了一代学者。他的另一部著作《唐代科举与文学》，通过文史结合的方式，综合考察唐代士子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情感与心理状态，重现当时部分的时代风貌与社会习俗，在学界的影响更为广泛，实至名归地获得了第三届思勉原创奖。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评价说：“学者和编辑的双重身份，让他成为几十年来对中国的文史学术推进最有力的一个人。”的确，最近数十年中国古典文学乃至文化的发展，多与傅璇琮先生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因此清华大学刘石教授说：“一本当代中国的学术史，里面如果不出现傅璇琮先生的内容，至少可以说是不完整的。”
    至于傅先生对年轻学人的扶植与提携，更是有口皆碑。傅先生的《学林清话》中，收录了他20余年来为学人写的序言，竟有71篇之多。这个数字并不完整，实际上他给学界同仁的著作作序多过百篇，其中大多数当时还是年轻人。傅先生的女儿傅文青女士说：父亲对学生比对自己孩子还好，去世前两天，还有学生来找他写序，当时他的手已经无法握住笔，就在病床上口述，让女儿代为记录。复旦大学陈尚君教授评价傅先生：“积极提携后进，见善乐举，先后为学界同仁撰序近百篇，一时有广大教化主之誉。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最近三四十年的发展繁荣，是傅先生这样许多老辈努力的结果。”
    傅先生有着强烈的学术使命感，他在《周易与中国文学·序》里曾疾呼：“中国学者有责任也有义务发扬光大我们自身的学术传统，向世界展示中国学术的优势，为世界学术作出贡献。”他还不止一次地表示：“我这个人是做实事的，最大的心愿是为学界办实事。”他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 2016年1月23日，著名学者、卓越的出版家、中华书局原总编辑傅璇琮先生因病辞世，享年83岁。中华书局发布的讣告中，概括了傅先生的学术建树——
    傅璇琮同志一生致力于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参与制订《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九五”重点规划》，在古代文史研究领域著述精深宏富，扶持和培养了一大批古代文史研究的中青年学者，在海内外学术界、出版界享有崇高的声誉。
    傅璇琮同志主要著作有《唐代诗人丛考》《唐代科举与文学》《李德裕年谱》《唐翰林学士传论》《唐诗论学丛稿》《书林清话》《濡沫集》《河岳英灵集研究》（合著）等，主要古籍整理作品有《杨万里范成大资料汇编》《黄庭坚和江西诗派资料汇编》《唐五代人物传记数据综合索引》（合著）《李德裕文集校笺》（合著）《唐人选唐诗新编》（合著）等。曾参加点校本“二十四史”的编辑工作，曾参与主编《中国古籍总目》《续修四库全书》《全宋诗》《全宋笔记》《全唐五代诗》《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及《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唐才子传校笺》《宋才子传笺证》《宋登科记考》《宁波通史》等古籍整理图书和学术著作。
    这段介绍简明准确，揭出了傅先生三方面的文化贡献：一是国家层面的古籍规划；二是个人层面的学术成就；三是对学术人才的扶持和培养。
    傅先生长期担任中华书局和国家古籍整理出版方面的领导，这使他具备了远超常人的大局意识、高远眼光和传承中华文明的担当精神。他常从中国古籍乃“全人类的宝贵财富”这一高度想问题，组织、策划和出版了一大批学术品位高、社会影响大的著作，成为国家文化建设的重要工程。以续修《四库》系列而论，他主持完成的《续修四库全书》收书达5213种之多，恰与《四库全书》相配套，构筑起一座基本古籍的大型书库，使中国古代（1912年以前）的重要典籍大致齐备；而他主编的《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又与《四库全书总目》相呼应，使中国古代学术脉络纲举目张，源流毕现。这对保存、研究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定将产生重大影响。
    傅先生不仅是文化规划和出版部门的领导，而且还是古代文学研究界身先士卒的领袖；他不仅有计划、分步骤地推进古代文学，尤其是唐代文学基本资料库的建设，而且还以自己的著述引领了一时学术风气，开创了新的研究格局。如1980年出版的《唐代诗人丛考》，着重作家、作品与时代、社会乃至地域关系的探讨，跳出“买旧钱以充铸”的治学桎梏，影响了一代学者。他的另一部著作《唐代科举与文学》，通过文史结合的方式，综合考察唐代士子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情感与心理状态，重现当时部分的时代风貌与社会习俗，在学界的影响更为广泛，实至名归地获得了第三届思勉原创奖。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评价说：“学者和编辑的双重身份，让他成为几十年来对中国的文史学术推进最有力的一个人。”的确，最近数十年中国古典文学乃至文化的发展，多与傅璇琮先生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因此清华大学刘石教授说：“一本当代中国的学术史，里面如果不出现傅璇琮先生的内容，至少可以说是不完整的。”
    至于傅先生对年轻学人的扶植与提携，更是有口皆碑。傅先生的《学林清话》中，收录了他20余年来为学人写的序言，竟有71篇之多。这个数字并不完整，实际上他给学界同仁的著作作序多过百篇，其中大多数当时还是年轻人。傅先生的女儿傅文青女士说：父亲对学生比对自己孩子还好，去世前两天，还有学生来找他写序，当时他的手已经无法握住笔，就在病床上口述，让女儿代为记录。复旦大学陈尚君教授评价傅先生：“积极提携后进，见善乐举，先后为学界同仁撰序近百篇，一时有广大教化主之誉。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最近三四十年的发展繁荣，是傅先生这样许多老辈努力的结果。”
    傅先生有着强烈的学术使命感，他在《周易与中国文学·序》里曾疾呼：“中国学者有责任也有义务发扬光大我们自身的学术传统，向世界展示中国学术的优势，为世界学术作出贡献。”他还不止一次地表示：“我这个人是做实事的，最大的心愿是为学界办实事。”他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
    杨绛：我和谁都不争
    
    2016年5月25日，著名女作家、文学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研究家、钱锺书夫人杨绛先生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享年105岁。
    如果说傅璇琮先生气质近乎纯然儒者，为了理想信念可以积极入世，弘道不止，百折不回；那么杨绛先生则近乎粹然道家，她的一生，似乎都在诠释着“不争”二字，活得干净洒脱，智慧透彻。
    “不争”，是杨先生全家都信奉和践行的思想。杨先生《我们仨》一书中这样写道：“我们这个家，很朴素；我们三个人，很单纯。我们与世无求，与人无争，只求相聚在一起，相守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我们稍有一点快乐，也会变得非常快乐。”在“文革”中，他们与世无争，为避免犯错误、惹是非，就离群索居，亲近自然，甚至与颐和园后山的松树交上了朋友。即使钱锺书先生做社科院院长期间，他们也不要办公室，不要秘书，深自敛抑，不争出头。《堂·吉诃德》的翻译出版，为杨先生带来了极高的社会声誉，各种礼遇接踵而来，西班牙还授予她“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大十字勋章”。对于这一切，她都淡然受之，然后复归于零。钱先生去世后，杨先生更是返璞归真，谢绝一切荣誉、地位、特殊权利等，心如止水，读书自娱。中国社会科学院授予她荣誉学部委员，她没有接受；英国牛津大学艾克塞特学院（ExeterCollege）推选她为荣誉院士，她也婉拒了……她居住多年的北京三里河寓所，依然是水泥地、白石灰墙，没有经过任何装修，连阳台也没有封闭，有人问她原因，杨先生风趣地回答：“为了坐在屋里能够看到一片蓝天。”
    不争，不仅是一种知足保和、乐天安命的人生境界，还是一种洞达人生的清明智慧。杨先生夫妇兴趣在读书和学术，自然要力避一切可能的干扰。她曾说：“细细想来，我这也忍，那也忍，无非为了保持内心的自由、内心的平静。”
    但是杨先生的不争并非太上忘情，只要有人冒犯到钱先生，她马上会变成狮子和斗士，决不忍让和宽容半分。她曾经通过法律手段，紧急叫停过某拍卖公司对钱先生、钱瑗以及自己私人信件的拍卖，并最终胜诉。她当然不是为了获得赔偿，而是为了维护人们正当的隐私权，替“天下读书人”挣一个面子；更是为了在有生之年，守护“我们仨”不被外界打扰和利用。虽然丈夫和女儿已经辞世，但杨先生仍然通过撰写回忆录和整理丈夫遗稿的方式与他们共同生活在一起。钱先生遗留的手稿数量之多，达到惊人的地步。据后来整理出版的分类，其中外文笔记共178册笔记本，打字稿若干，共计34000多页；中文笔记的数量与之相当；另还有一部分读书心得类，共23册，2000多页。单看数字，便知篇幅之浩繁颇难应对，况且还有手书墨迹汗漫难识、内容磨损、编排散乱等问题。如果没有对亲人的挚爱，由一位年近九旬的老人开启此项工作，真是一件难以想象之事。如今，《钱锺书手稿集》全部整理出版，杨先生与钱先生虽斯人已逝，但却将长存于他们留下的文字中，长存于热爱他们的读者心中。
    杨先生的不争也并非忘却这个世界，相反，她不断叩问人生，关注社会。2007年，她以96岁高龄完成了《走到人生边上——自问自答》，这本书完全依据自己的生活经验，朴素地回答了有关生与死的问题，表达出对物质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忧虑，以及对真善美信仰的重要性，有着深刻的现实关怀。她还将钱先生和自己著述的稿酬、版税捐赠给母校清华大学，设立“好读书奖学金”，帮助那些家境贫寒的“读书种子”完成学业。杨先生虽然“万人如海一身藏”，却以特殊的方式悄悄影响和改变着这个世界。
    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周绚隆曾撰文评价：“杨先生一辈子活得明明白白，走得也干干净净。她经历了20世纪中国社会的全部动荡，又经受了中西两种文明的洗礼，早已修炼得世事洞明，人情练达。但她不肯曲随阿世，虚掷光阴，更拒绝无聊的周旋与应酬。在近百岁高龄的时候，还不断在叩问人生的本质，思考生命的意义，保持了一位智慧老人永不放弃的求索姿态，这使其远远超出了大多数作家和学者的高度。现实中许多人怀着各种目的去接近她，杨先生对此自然不能不有所戒备。她不愿拂别人的面子，但对过分的要求也绝不答应。不求名利，也不愿被人利用和欺骗。”
    “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简朴的生活、高贵的灵魂是人生的至高境界。”杨先生如是说。然而，中国先贤却告诉我们，“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这正是杨先生的传神写照。2016年5月25日，著名女作家、文学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研究家、钱锺书夫人杨绛先生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享年105岁。
    如果说傅璇琮先生气质近乎纯然儒者，为了理想信念可以积极入世，弘道不止，百折不回；那么杨绛先生则近乎粹然道家，她的一生，似乎都在诠释着“不争”二字，活得干净洒脱，智慧透彻。
    “不争”，是杨先生全家都信奉和践行的思想。杨先生《我们仨》一书中这样写道：“我们这个家，很朴素；我们三个人，很单纯。我们与世无求，与人无争，只求相聚在一起，相守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我们稍有一点快乐，也会变得非常快乐。”在“文革”中，他们与世无争，为避免犯错误、惹是非，就离群索居，亲近自然，甚至与颐和园后山的松树交上了朋友。即使钱锺书先生做社科院院长期间，他们也不要办公室，不要秘书，深自敛抑，不争出头。《堂·吉诃德》的翻译出版，为杨先生带来了极高的社会声誉，各种礼遇接踵而来，西班牙还授予她“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大十字勋章”。对于这一切，她都淡然受之，然后复归于零。钱先生去世后，杨先生更是返璞归真，谢绝一切荣誉、地位、特殊权利等，心如止水，读书自娱。中国社会科学院授予她荣誉学部委员，她没有接受；英国牛津大学艾克塞特学院（ExeterCollege）推选她为荣誉院士，她也婉拒了……她居住多年的北京三里河寓所，依然是水泥地、白石灰墙，没有经过任何装修，连阳台也没有封闭，有人问她原因，杨先生风趣地回答：“为了坐在屋里能够看到一片蓝天。”
    不争，不仅是一种知足保和、乐天安命的人生境界，还是一种洞达人生的清明智慧。杨先生夫妇兴趣在读书和学术，自然要力避一切可能的干扰。她曾说：“细细想来，我这也忍，那也忍，无非为了保持内心的自由、内心的平静。”
    但是杨先生的不争并非太上忘情，只要有人冒犯到钱先生，她马上会变成狮子和斗士，决不忍让和宽容半分。她曾经通过法律手段，紧急叫停过某拍卖公司对钱先生、钱瑗以及自己私人信件的拍卖，并最终胜诉。她当然不是为了获得赔偿，而是为了维护人们正当的隐私权，替“天下读书人”挣一个面子；更是为了在有生之年，守护“我们仨”不被外界打扰和利用。虽然丈夫和女儿已经辞世，但杨先生仍然通过撰写回忆录和整理丈夫遗稿的方式与他们共同生活在一起。钱先生遗留的手稿数量之多，达到惊人的地步。据后来整理出版的分类，其中外文笔记共178册笔记本，打字稿若干，共计34000多页；中文笔记的数量与之相当；另还有一部分读书心得类，共23册，2000多页。单看数字，便知篇幅之浩繁颇难应对，况且还有手书墨迹汗漫难识、内容磨损、编排散乱等问题。如果没有对亲人的挚爱，由一位年近九旬的老人开启此项工作，真是一件难以想象之事。如今，《钱锺书手稿集》全部整理出版，杨先生与钱先生虽斯人已逝，但却将长存于他们留下的文字中，长存于热爱他们的读者心中。
    杨先生的不争也并非忘却这个世界，相反，她不断叩问人生，关注社会。2007年，她以96岁高龄完成了《走到人生边上——自问自答》，这本书完全依据自己的生活经验，朴素地回答了有关生与死的问题，表达出对物质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忧虑，以及对真善美信仰的重要性，有着深刻的现实关怀。她还将钱先生和自己著述的稿酬、版税捐赠给母校清华大学，设立“好读书奖学金”，帮助那些家境贫寒的“读书种子”完成学业。杨先生虽然“万人如海一身藏”，却以特殊的方式悄悄影响和改变着这个世界。
    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周绚隆曾撰文评价：“杨先生一辈子活得明明白白，走得也干干净净。她经历了20世纪中国社会的全部动荡，又经受了中西两种文明的洗礼，早已修炼得世事洞明，人情练达。但她不肯曲随阿世，虚掷光阴，更拒绝无聊的周旋与应酬。在近百岁高龄的时候，还不断在叩问人生的本质，思考生命的意义，保持了一位智慧老人永不放弃的求索姿态，这使其远远超出了大多数作家和学者的高度。现实中许多人怀着各种目的去接近她，杨先生对此自然不能不有所戒备。她不愿拂别人的面子，但对过分的要求也绝不答应。不求名利，也不愿被人利用和欺骗。”
    “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简朴的生活、高贵的灵魂是人生的至高境界。”杨先生如是说。然而，中国先贤却告诉我们，“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这正是杨先生的传神写照。
    陆谷孙：学好外国语 做好中国人
    
    2016年7月28日，著名翻译家、教育家、复旦大学外文学院杰出教授陆谷孙先生因病去世，享年76岁。
    陆先生向来以个性鲜明、敢于直言闻名。比起傅先生的纯儒和杨先生的粹道，陆先生的言行似乎更带有一种狷介任侠之气。
    陆先生在出任复旦大学外文系主任时，曾经说过：“以理想主义的血肉之躯去撞击现实主义的铜墙铁壁。”在外文系升格为外文学院的成立典礼演说中，他毫不隐讳地抨击，“今天的教育强调批量化和标准化，弄得不好也会变成才智的牢笼”。他呼唤“对使命的担当和承诺，对尊严和独立的恪守，对权力话语的怀疑，对弱小的扶持，对参差多态的追求”，认为这才是他“心目中人文修养的主要内容”。这篇演讲后来以“身在丝绒樊笼，心有精神家园”为题，节选进他的《余墨集》一书中。
    《余墨集》的其他文章，也常笔挟风雷，不时闪露锐利的锋芒。最典型的是《守住底线》一文，掷地有声地向迷失于商业大潮中的知识分子连发四问：“（一）可曾有人把你视作‘重量级人物’来向你‘进贡’钱物？你是心安理得地笑纳，半推半就地接受，还是义正词严地峻拒？……（二）你在某个学术评审机构投票或参加通讯评议时，你的学术天良有没有打盹？你的倾向性背后有无私利的驱动？……（三）你若爱好外出讲学、电视出镜之类的活动甚于本单位日复一日多少有点枯燥的常规教研工作，请问要是邀请方是清贫学子，言明无酬，你还会踊跃吗？……（四）你一年看几本书，摄入多少信息，又真正消化多少信息？你有没有面对头上的星空认真掂量过自己的学术重量？敢不敢承认其中的泡沫和水分？你可曾清夜扪心自问：我做过学术骗子或偷儿吗？”
    真是振聋发聩，犀利透骨，足令吾辈愧惕惭惧。但在那些患了媚俗病和软骨病的人看来，陆先生的发问也许只具备堂·吉诃德大战风车的喜感吧。
    现实生活中的陆先生言行一致，风骨凛然，好义勇为。许多刊物想让他做挂名编委，都被他坚拒，寄来的汇款单也被原封不动地退回。他还多次向系里捐款，惠及不少老师和学生。而对于个人名利，甚不介怀。复旦大学出版社陈麦青编审回忆道：“每每得了什么荣誉，开会领奖他总不起劲，常常找理由借故不去；而为本科学生上大课、作演讲，却郑重其事，且乐此不疲，更不计报酬。至于奖金，干脆连手也不过，直接让系里资助学生，还不时自掏腰包，用‘书报费’‘压岁钱’等种种名目，奖励学业优秀者……我也曾亲见他在电话中婉拒礼节拜访的大小领导，而又遵命陪他在颇为讲究的场所，好酒好菜，专请远道而来的朋友——一个在陆先生外出讲学时曾经招待过他的普通人物。”
    有意思的是，陆先生虽是英语大师，主编的《英汉大词典》累计印数已经超过千万册，并成为联合国专用工具书；但是，陆先生却非常强调母语和传统文化的重要性。课堂内外，很少卖弄那些看似高深时髦的西方理论，而是在将汉语作为维系民族精魂的纽带基础上，自然而然地比较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异。他在各地演讲时，经常强调的是：“学好外国语，做好中国人”。他还经常吟诵杨绛先生《我们仨》中的一段话：“我们是文化人，爱祖国的文化，爱祖国的文学，爱祖国的语言，一句话，我们是倔强的中国老百姓，不愿做外国人。”
    这就是“不媚上，不媚世，不媚洋，求真知，求文明，求自由”“亦中亦西，亦古亦今”（北京大学毛亮语）的陆谷孙先生。
    只留清气满乾坤
    对于傅璇琮先生，我有幸亲接謦欬；对于杨绛先生，我也能从与其曾有交往的王水照先生、胡明先生、董乃斌师和畏友周绚隆处时得耳闻；唯独对于陆谷孙先生，我仅是通过文字认识和想象他。但三位先生事迹俱载史册，历历可考，即有未中处，恐亦不远。
    比较三位先生，虽然性情各异，但却有共同之处，那就是他们都具有浓厚的传统文化情怀，都具有清高正大的品格，都具有护佑后学的热心。他们深深热爱着祖国文化，生命不息，奋斗不已，无怨无悔；他们以学术为生命、以治学为乐趣，清介自守，不曲学阿世，不追名搏利，或斯文自任，或抱道自高，在学术大道上树碑立传；他们都有一种传承文化的使命感，因此对后学都不遗余力地提携护佑，傅先生享有“广大教化主”美誉，杨先生为“读书种子”设置了“好读书奖学金”，陆先生从教30多年来未曾离开过教学第一线，至言“学术是我生命的延续，学生是我子女的延续”。正是有赖于一代代学术大师坚定不移的示范、守护和播种，中华文明才绵延不绝，源远流长。
    对于像傅、杨、陆这样的文化大师，社会上并非没有非议的杂音。人非圣贤，自然都有不够完美之处，当然允许有不同意见，但有些意见吹毛求庛，则大可不必。这种人的用心往往不在见贤思齐，而是无视巨人的伟大，弃琼拾砾，戴上有色眼镜，专向庸俗阴暗处用力，他们的意见再如何惊人，也不能彰显自己的高明，反而暴露出其境界的低下和粗鄙。
    须知巨人与普通人的差距，在于曾经达到的高度，在于是否日新其德，自强不息，给世间留下有不朽价值的东西。傅先生著述等身，临终前还在看稿；杨先生百岁之后仍在检查自己，“只求每天有一点点进步”；陆先生主编的《英汉大词典》广泛惠泽学界和社会，但仍不断修订。他们都堪称一代宗师，都是中华民族不可或缺的文化脊梁。袁行霈先生形容傅先生的价值时说：“他在古典文学研究界的分量实在是太重了，一旦失去了他，这条航船便有点晃动的感觉。”杨先生和陆先生在各自领域的地位也都与之相似。少了他们，这世界就少了很多精彩，多了无数遗憾，他们对于这个世界如此重要。不过，他们的肉身虽已消失，但正如杨先生所言是“洗干净了回家”，他们“只留清气满乾坤”，让世人可以暂避尘世的乌烟瘴气，得以神清气爽地呼吸。他们的嘉言懿行，已镌刻于当代学术史的丰碑上，屹立于中国学术大地，永不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