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研究说李劼人的小说是一幅幅描写成都的风物画卷，这一说法在道出李劼人创作地域特色的同时遮蔽了小说家的野心。在初读李劼人作品时，我就隐隐感觉到作者在跟踪时代、对社会进行全景式镜头捕捉与扫描的努力，理解了作者的这一意图，才能真正品味小说中各种穿插的场景与细节描写。以《死水微澜》为例，小说通过蔡大嫂与蔡傻子、罗歪嘴、顾天成等人的感情纠葛串联起包括农民、地主、官僚、妓女、袍哥、刀客、商人、洋教徒等社会各阶层联动的时代画卷，其中部分情节之间的联系在小说内部显得较为疏远 。比如，顾天成的女儿招弟被卖进郝公馆，以及在郝公馆内的种种遭遇在小说情节的推动中显得有些滞缓，作为伏笔也略显冗长，但如果将此理解为作者借以完成一种视角转换来窥探郝公馆这一个士绅阶层的生活，就能对“死水”这一意象有更加深刻的体味。小说家试图尽力呈现出社会现实的自然状态、事件发展的真实节奏和剧变的悄无声息。这显然与小说情节设置环环相扣、波澜起伏、引人入胜的要求相矛盾，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作品在1930年代的接受，但随着时间或地点的推移，李劼人小说的历史价值和艺术魅力就会不断显现。研究者在陈述郭沫若对李劼人作品的褒奖时，一定不能忘记，当时的郭沫若正在异国他乡流亡，这一境遇对郭沫若走进李劼人的小说至关重要。老同学创作的“近代华阳国志”对郭沫若来说，不止是一部独特艺术作品，更是一剂解思乡之苦的良药。一部作品的接受往往与其艺术特质密切相关，所谓“李劼人难题”是由李劼人作品本身造成的，而对其作品独特的艺术发现，更是如此。
    考察郭沫若与李劼人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颇为有趣的话题。在李劼人研究中经常被引用的郭沫若《中国左拉之待望》一文并未收入《郭沫若全集》，郭沫若归国以后，他与李劼人之间的交往并不频繁，尤其在抗战期间，川渝作为抗战的大后方，李、郭二位老同学并未流传更多的友谊佳话。而且，值得一提的是，李劼人短篇小说《梦痕——辛亥旧忆中的几缕》曾有这样的描写：
    我笑说：“你提起了辛亥年的事，恰好我正打算把那年的变动写一个大概出来，只是材料太不够。光凭记忆，不要又弄成郭大头《反正前后》，那才糟糕呢！”
    朋友甲道：“你说到《反正前后》，我好像看过一眼这本书。郭大头把二十年后的思想行动，生生的装在那时人的脑里身上，说不定也就是他的价值所在。只是我们不懂，不懂的就不谈了……”
    可见，“精公”与“郭大头”在创作上有各自的见解和价值取向。再翻阅《李劼人年谱》，李劼人的求学经历及交往细节对理解他与郭沫若之间的关系颇有参考价值。在郭沫若插考入四川高等学堂（四川大学前身）分设中学丙班，与李劼人同班时，他们的同学还有王光祈、周太玄、曾琦、蒙文通等现代名家。其中曾琦是中国青年党的创始人，“国家主义派”的代表，曾与郭沫若产生过激烈的冲突。李劼人赴法国勤工俭学，是接受李璜的邀请，而李璜正是中国青年党的另一发起人，同时李劼人的亲戚何鲁之与他一同赴法国勤工俭学，也成为了中国青年党的骨干。1945年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李劼人与曾琦、李璜、左舜生等一起参与毛的宴请，足见李劼人与曾琦等老同学的交谊不浅，远在郭沫若之上。众所周知，曾琦等“国家主义派”自法国求学期间就坚持反共立场，而郭沫若正是因此而与之走向对立的。在这样的思想与人事的复杂场域中，李劼人与郭沫若之间的同学之谊能否真正超越意识形态对立和人事纠葛是值得追问的。然而，郭沫若毕竟热情洋溢地赞扬过李劼人，而李劼人也不是所谓“国家主义者”，中国现代思想与文化的可能性和丰富性也绝非“主义之见”所能言尽。倘若我们进一步追问，让已二三十年没有破整日的功夫来读小说的郭沫若沉醉于李劼人小说之中并为之感动的究竟是什么？如果我们用心比较二人作品中饶有趣味的细节，就不难明白，尽管对时事的分析不同、思想见解迥异，但他们对社会现实的体验和感悟却是相同的。以二人对袍哥的描写为例，尽管李劼人与郭沫若家庭出身不同、教育背景不同、政治思想也有分歧，但他们对袍哥的记忆和感受却是相通的。
    李劼人与郭沫若对土匪袍哥都有切身的交往感受与情感体验。李劼人的儿子刚满三岁，就被一个兵痞连长勾结丫头绑了票。李劼人辗转请托时任宪兵司令谍察的袍哥大爷邝瞎子多方说合，花费600元赎金方才解救。李劼人以邝瞎子为原型，塑造了罗歪嘴这一著名的人物形象。虽然李劼人对邝瞎子充满感激，但作为一名清醒的知识分子，李劼人清楚地知道正是混乱的世道给了江湖人更大的活动空间。这一认识在其小说中有着淋漓尽致的表现，罗歪嘴在本地袍哥码头中做大管事，被尊称为“罗五爷”。按袍哥的规矩，“内事不明问当家（三爷），外事不明问管事（五爷）”，在小说中，罗歪嘴并非雄霸一方的枭首，手下也就三五个死心踏地的弟兄，其主要业务也就是开赌场，做“清水袍哥”的劫财游戏等非法勾当。罗歪嘴匪气十足，但却又浑身透露着江湖人特有的义气、豪侠，虽然干着违法的事体，但却又十分尊重江湖规矩。比如，对于女色，罗歪嘴有所为又有所不为——人到中年不成家，整日混在妓院居无定所，但却又嫖之有道，不侵扰良家妇女，对于妓女刘三金也照顾有加，对蔡大嫂显露爱情之后更显出他是个有情有义的男人。对于罗歪嘴，作者并未透露出太多的偏好或评价，而是刻意塑造了这样一个不能简单用好或坏来评判的复杂立体的人物形象。李劼人的这种写法，从创作方法上来说固然是其一贯的文学主张，但从根底上来说，还是源出于他亲身的生活体验。
    与李劼人相比，郭沫若对袍哥的认知可直接追溯到其幼年时期。郭沫若家庭本身与袍哥就有着很深的渊源（郭沫若祖父绰号“金脸大王”，是当地袍哥首领），对于这一点他甚至颇为得意地在其自传开篇不久就直呼道“铜河沙湾——土匪的巢穴！” 郭沫若对袍哥有着一种天然的亲近感，据他回忆，还是懵懂少年时就曾自发为官方通缉要犯“杨三和尚”遮挡以帮其躲避追捕皂隶。而“杨三和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还是以郭家为首的客籍人的“公敌”。在郭沫若眼中，家乡的土匪“爱乡心是十分浓厚的”，在本乡十五里之内决不生事。说到家乡说到袍哥，最令郭沫若引以为豪的事情是，在郭沫若父亲贩卖鸦片烟期间，有一次挑脚在离家三十里远的地方遭了劼，没想到第二天清早打开大门时，“被抢劫去了的云土原封原样的陈列在门次的柜台上”，还附有一张字条这样写道：
    得罪了。动手时疑是外来的客商，入手后查出一封信才知道此物的主人。谨将原物归还原主。惊扰了，恕罪。
    郭沫若与小伙伴自发搭救 “杨三和尚”，“杨三和尚”又是冒着生命危险劫囚车解救另一位土匪首领“徐大汉子”，为此甚至杀死了一名把总，闯下了滔天大祸，这在郭沫若看来都是值得赞颂的侠义之举。这种对土匪袍哥的认知和价值取向在李劼人的小说中也得到了精彩的呈现。在《死水微澜》中，作者通过罗歪嘴之口，讲述了“声光及全省”的袍哥舵把子余树南余大爷的故事。
    余树南“十五岁就敢在省城大街，提刀给人报仇，把左手大拇指砍断。十八岁就当了文武会的舵把子”，为了解救一个失手杀人做“浑水生意”的袍哥兄弟王立堂，余树南不动声色寻觅可用之人李老九，又不紧不慢等时机一到便熟练地做起“掉包”换人把戏，然后到处通气，打通官府，直到逼迫被害人马家放弃追究。整个故事是在罗歪嘴摆龙门阵的激昂中讲述的，因此字里行间都透露着褒扬，仿佛余树南是举世罕见的大英雄。然而，细细思量，所谓江湖道义只是对袍哥兄弟，对于他人尤其是普通百姓来说，要么如李老九那样有利用价值，被选中做出牺牲，赢得袍哥的认可与余大爷的照拂；那么便如马家人那样，家人被杀，凶手虽然被擒，却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逍遥法外而无能为力。江湖的规矩、袍哥世界就是这样赤裸裸的没有遮挡，真实的让人感到沮丧。然而，正是这种真实不仅展现并保存了一个时代的人文风貌，更赋予了小说特有的艺术魅力。
    以李劼人和郭沫若为代表的四川现代作家对袍哥的描写和记忆，使得四川袍哥成为了现代中国帮会组织中一个独特存在。与洪帮等其他现代著名帮会一样，四川袍哥也是晚清革命党所借重的社会力量之一，长期活跃于民国政局中的四川政坛。李劼人与郭沫若对袍哥的特殊感情正是基于他们同学时期四川政治的特殊经历。郭沫若的特殊性在于他既是袍哥力量增长的受益者，也是叛逆者，尤其是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郭沫若尝试着完成一种自我的超越，然而人的感情是无法简单用思想超越的，郭沫若虽有意但未能“把二十年后的思想行动生生的装在那时人的脑里身上”，他试图将土匪袍哥的特殊感情转化为革命者的豪情，尤其是随着社会语境的变化，“主义”在文学淡出之后，借助李劼人小说的还原和互读，我们仍能感受到这一原初的情感动力，而这恐怕也是李劼人小说的特殊价值所在吧。有不少的研究者当前仍在感叹李劼人小说的价值被低估，但在阐释言说的过程中却往往又找不准扩展的基点，仿佛是在自说自话。如果局限于李劼人本身，未能与现代文学已有研究构成对话或碰撞，文学史价值的判断便难以为大多数人接受，尤其是未能精读李劼人作品的人。李劼人的思想和创作，在现代中国文学与文化的场域中有着极大的特殊性，从政治家到社会底层，李劼人都有深入的接触，这在他的思想和作品中都留下了深深的印记，我们如果要想真正发掘和阐释李劼人作品的特殊价值，便不能在文化、思想乃至政局等问题上不顾而言他，便不肯与同时代的作家，尤其是与李劼人有交集的作家做比较的文本细读，只有这样李劼人作品中生动的社会百态才能丰富多彩与意味深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