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和张爱玲，都是懂得爱情的女人，然而，我的看法是张爱玲在婚姻的选择上不及林徽因，她嫁的胡兰成只能算二等好男人。
    这评价麻烦大了。单说胡兰成是二等好男人就会引来完全相反的指谪：有的说那家伙可是汉奸啊，还能算好男人？或者说老萨你可得去看看《今生今世》啊，二等好男人能够写出那样的作品来吗？
    一百个演员，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何况一千个观众呢？
    在选择伴侣的时候，或风流倜傥，或才华横溢，或有趣多情，如徐志摩，胡兰成辈，便可称是二等好男人了。其实，很多女孩子心中的偶像，大体如此。至于胡兰成做了汉奸，对张爱玲来说，她是无心分辨的。我想，林徽因初遇徐志摩，与张爱玲初遇胡兰成，心中的感受不会相差太多。
    其实，林、张的婚姻生活，谁更快乐，是很难分辨的。
    温柔敦厚的“一流好男人”
    张爱玲得到了胡兰成，那种快乐宛若小儿得饼。胡兰成是她的天，她在给胡兰成的照片上写道：“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作为男人来说，胡兰成的确风流，而他对张爱玲并非无情，他是这样写的：“爱玲这样小气，亦糊涂得不知道妒忌。”这句话说得爱怜横溢，尽管胡兰成的人品颇受非议，但如果没有段正淳一样的多情，也就不是胡兰成了。张爱玲对胡兰成的风流，恐怕爱和恨是很难分清的。从张爱玲的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张胡在一起的日子里，一丁点的快乐，都会被爱玲放大到和一个大烧饼一样大。
    关于林徽因与梁思成的婚姻，多年来的议论中讲林或有感情以外的考虑。然而，我的一个朋友是梁家亲戚，回忆起家人谈梁林，那种羡慕与略带酸意的语调，即便隔了几十年仍然让人感觉扑面而来。林徽因在建筑设计上有着过人的敏感，然而，这位才女在和梁思成一起工作的日子里，从来只肯画出草图就要撂挑子。自有梁思成来细细地将草图变成完美的成品。而才女林徽因这时便会以顽皮小女人的姿态出现，用各种吃食来讨好思成。
    梁思成不在的时候，林徽因的图并不是不能自己画。也许，她要的就是这种被思成宠着的感觉。而宠着林徽因，只怕也是梁思成最大的快乐。
    徐志摩在紧追林徽因时，发现前来寻他的妻子张幼仪已经怀孕，便说：“把孩子打掉。”那年月打胎是很危险的。张说：“我听说有人因为打胎死掉的。”徐说：“还有人因为坐火车死掉的呢，难道你看到人家不坐火车了吗？”
    这一段对话，也许就是徐志摩和梁思成最不同的地方。
    当因陆小曼的一个个烟泡而为钱奔忙不堪，又忍受着陆红杏出墙的痛苦而随飞机坠落的那一瞬，徐志摩可会想到张幼仪？
    张幼仪终身不曾言徐之不是。男人，委实没有不讲理的权力。
    梁思成也罢，金岳霖也罢，都是那种有一副宽厚温暖的胸怀，可以让女人靠一下的男人。林徽因在北京城墙上的坚持，尽显一个建筑学家的执著与刚烈。但是，再刚烈的女子，恐怕也无法避免对身后有一副坚实臂膀的期待。这种说不清的东西，就是一个男人的责任。
    有时候，放弃也是一种对爱的负责，比如金岳霖最后一刻的弃权。
    其实，虽然没有徐志摩和胡兰成的才情，只要心里有了这一份责任，便可以称作“一流好男人”了吧。
    林徽因对徐志摩的感情，可以在很多地方看出来，一如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有自己曾经深爱而又终于未能相守终生的人，即便几十年的风雨过后，依然在你心中一角深深埋藏。对于林徽因和徐志摩的评价，大概还是要用梁从诫先生的话来说吧，我以为那是最贴切的说法：“徐志摩的精神追求，林徽因完全理解，但反过来，林徽因所追求的，徐志摩未必理解……”
    一个男人面对一个远比自己成熟的女子，就算他是中国的雪莱，在恋爱的季节，也不是一个乐观的兆头。
    所以，林没有选择徐，可说几乎是命运早已注定的事情。
    “非理性”的选择
    再跑题一下，其实，我觉得将林徽因和张爱玲并列为民国的两大才女，是一个不公平的对比。从文学角度，林徽因的成就根本无法和张爱玲相比。林写诗，多半还是受了徐志摩的影响。喜欢张爱玲的人数远远超过林徽因。林徽因真正的成就，是《营造法式》，是人民英雄纪念碑。她的成就，是在晋祠的屋顶上攀爬，在肺病的折磨下伏案工作中取得的。从这一点上看，张爱玲在小说上的才华，又明显的文不对题。
    有人说蒋百里若是专心研究文艺，其才华绝不只是写一部《欧洲文艺复兴史》而已，当有成为中央美术学院院长的成就。然而，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如果去研究军事，大概就没有一九二三年即预料中日将决战于衡阳、洛阳、襄阳一线的能耐了。
    即便是婚姻爱情上，林、张也不是好相比的。张爱玲的爱情，在她朋友的回忆中是这样的：一天，她的朋友去看她，发现张爱玲穿了一件皮袍子，快乐异常，忍不住告诉朋友这是胡兰成挣了钱买给她的。她快乐得要让朋友知道自己的男人也是能养自己的。实际上，大多数时候，是张爱玲的钱养着胡兰成。
    看起来，当胡兰成用一块砖头把张爱玲变成被砸晕了的快乐女孩的时候，梁思成是在为林徽因清理开前面路上所有可能绊到她的杂木乱石，有时候，还会被林徽因用砖头砸一个两眼发黑。
    婚姻是一座城，它可以围住你，也可以守护你。
    梁思成究竟因为什么，使林徽因最终投下终身？林徽因自己没有回答，她说，会用一生来回答这个问题。
    林徽因选择梁思成，无论她以什么理由，都是一个超越了好男人的选择。
    其实，无论一等好男人还是二等好男人，都不过是女性觉得对自己来说，这男人是不是合适。当一个男人身上闪耀出值得一个女人为之生死相许的光芒，那我要说他早就已经超越了一个好男人的范畴。梁思成身上的光芒，其实要到十几年后才会闪烁出来。
    婚姻这种事，最终作决定的时候，考虑得反而不是太复杂。尤其是女性的一方，更不肯多靠理性来下功夫。但是，这种非理性的选择时刻，正是对一个女子眼光的终极审判。
    林徽因和梁思成京都、奈良的恩人
    今天的日本，最美丽的旅游城市，就是京都和奈良，一个世俗，一个出尘。如果没有梁思成，早就没有京都，也没有奈良了。
    一九四四年，担任中国战区文物保护委员会副主任的梁思成，奉命向美军提供中国日占区需要保护的文物清单和地图，以免盟军轰炸时误加损伤。这份材料，是梁思成历尽心血完成的。
    梁思成希望美军将另两个不在中国的城市也应该排除在轰炸目标之外：日本的京都和奈良。一九三二年，上海，在淞沪十九路军抗敌的前线，一个清华大学出身的年轻军官殉于阵中。这个年轻的炮兵军官就是梁思成的亲弟弟梁思忠。
    一九四一年，日军以诡异的云上飞行方式奇袭中国空军双流基地，一个中国飞行员冒死登机，起飞迎战，在跑道尽头未及拉起就被击落，壮烈殉国。三年后，林徽因依然为这个战死的中国飞行员写了一首哀婉的长诗，叫做《哭三弟恒》。这个中国飞行员，就是林徽因的三弟、在北平西总布胡同老宅我们叫做三爷的那个孩子 ——林恒。
    因为国恨家仇，梁思成先生进入营造学社后从不与日本人交往。在长沙大轰炸的烈火中，谦谦君子的梁思成怒吼：“多行不义必自毙，总有一天我会看到日本被炸沉的！”
    所以梁思成提出保护京都和奈良，在当时是一个令人难以理解的决定，而且，也超出他的工作范围。但是，他依然这样做了。他的弟子罗哲文这样记载他们从事这项工作时候的情景：他们住在重庆上清寺中央研究院……每天，梁先生拿过来一些图纸，让罗哲文根据他事先用铅笔标出的符号，再用绘图仪器绘成正规的地图。罗哲文虽然没有详问图纸的内容，但大体可以看出，地图上有许多属于日本占领区的范围。而梁先生用铅笔标出的，都是古城、古镇和古建筑文物的位置。还有一些地图甚至不是中国的。当时罗哲文虽然没有仔细加以辨识，但有两处他是深有印象的，那就是日本的古城京都和奈良。
    梁思成这样解释他提出这个建议的原因：“要是从我个人感情出发，我是恨不得炸沉日本的，但建筑绝不是某一民族的，而是全人类文明的结晶。”
    也许有人会认为这是迂腐。而我分明感到胸中的另一种感觉，那就是——高贵。高贵到野兽也无法夺去他胸中的仁爱与责任。
    林徽因选择的梁思成，就是这样一个男人。他不一定有徐志摩的才华，也不一定有胡兰成的浪漫，但是，梁思成，是那种胸中真正有一个大海的男人。
    谁能看到这片大海，谁才能配得上梁思成。有人问梁思成和林徽因在一起幸福么？这只有他们自己才能够回答，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在抗战中，梁林曾共同守在贫穷的李庄，那时，梁思成的脊椎病使他必须穿上铁马甲才能坐直，体重降到四十七公斤。那时，林徽因在日日咳血的生死线上挣扎，“几个月的时间就毁灭了她曾经有过的美丽”。那是真正的受难，没有电，没有自来水，每日伴随梁、林的是臭虫和油灯。
    然而，当外国友人邀请他们去美国的时候，这一对苦难中的人拒绝了。他们说，中国在受难，他们要与自己的祖国一起受苦。
    林徽因回答“日本人来了怎么办”这句话时，平静而言：“门外不就是扬子江？”
    而另一个值得一提的事情，是由于奈良附近的军事目标众多，一九四五年，盟军不得不做出准备对其进行轰炸，这时候，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奈良的历史遗迹，盟军需要一张标明详细文物地点的地图。
    这一次，画这张图的，是林徽因。
    当抗战胜利的时候，林、梁竟然在李庄写出了十一万字的《中国建筑史》，两个人那时每天为了这部书共同工作到夜半，竟然“欲罢不能”。
    不必问林徽因和张爱玲谁更幸福。因为，有的男人是真丈夫，当得起让人生死相许。
    《文史参考》专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