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同窗聚会，谈起当年在复旦读书时的师友趣闻，时有同学学我在校园里走路的姿态，右胳膊半弯，肩膀右倾，低头迈步，急匆匆前行。学得最像者，莫过于比我高二班的陈四益学兄，不知他是看到过我走路的姿态，还是想象为之。他学得大家哈哈大笑，连我也不由自主地笑了。为什么要笑？原因是我走路的姿态，完全是学刘季高教授的姿态，亦步亦趋，丝毫不差。大学期间，我心目中有两位心仪的老师偶像，一位是章培恒老师，另一位就是刘季高老师。
    章培恒当年是一位中青年教师，是最早给我们开中国文学史课的老师，讲授先秦时期文学。那是1962年秋，刚升大三。记得有一次，上课铃响毕，教室外突然推门走进一位披麻戴孝、头发长乱、胡子拉碴的老师，他把讲义在讲桌上一放，然后低着头，双手扶着讲桌，两眼直瞪桌面，讲课像背书，一口气背下去，不抬头，不看讲义，整整背了一堂课。这堂课讲了什么？已经了然无痕，可是他披麻戴孝，走进教室、走上讲坛、低头讲课的神态却像电影中的特写镜头，定格在我的脑海中，永世难忘。课后获悉，章老师的母亲刚病故，他正在守孝时期。
    章老师给我们讲《诗经》，讲到《诗经》中的少男少女的爱情追求，不苟言笑的他，有时也会露出微笑。记得少不更事的我，对诗中的黄鸟为什么要交颈，颇为不解，就傻傻地向他求问。他听后，要我到校园里去观察禽鸟的生活习性，并含笑告诉我说，交颈是鸟类示爱的表示。后来我在一首游春诗中，写下了一句“处处鸟交颈”，遭到了政治指导员的批评。章老师为我们上了一个学期的《诗经》课，又接任了蒋天枢教授开设的《楚辞》课的助教。他是蒋先生十分看重的入室弟子。由于开设先秦两汉文学的关系，我特意到中学老师顾正武家中，借得金陵局刻本《史记》，并征得顾师同意，可在木板本上断句点读。在章老师的指导下，每天利用夜自修时间，用毛笔管蘸红墨水，点读一卷，不解之处，向章老师求教。整整点读了一年，把130卷《史记》全部点读完成。后来，又在章老师的授意下，于众多《楚辞》注本中，选了王逸、朱熹、王夫之三家，代表汉、宋、清三代注家，汇注比较，加深理解。这本手抄汇注本，是抄在三十二开的练习簿上，可惜这本汇注本连同原书，在“文革”中全部丢失了。但是章老师教导我如何治学的方法，以及他博闻强记、另辟蹊径的治学精神，却牢牢地被我记住了。
    与章老师沉默寡言、严肃谨慎的师风截然不同，刘季高教授则是和蔼可亲、谈笑风生。他为我们开的是唐宋时期的中国文学。上课他从不带讲义，只是在上衣口袋里放几张类似卡片的白纸，开讲前，先吟诵要讲的诗篇，他用苏北口音吟诵，有腔有调，时而慷慨激昂，时而委婉低吟。例如他朗声吟诵王昌龄的《闺怨》：“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只见他摇头晃脑，抑扬顿挫，声情并茂。然后又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白卡纸，对着纸把这首诗的创作背景，简明地点了出来，接着又吟诵起来，把“悔教夫婿觅封侯”的怨恨反复吟唱，尤其是“觅封侯”三个字，像京戏唱腔似的拉着长调，一唱三叹。记不清刘教授在课堂上吟诵过多少首诗词了，但据我所知，在同学中（尤其是女同学中）数这首《闺怨》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男女同学学之者也最多。他为我们讲课时间最长，有一年之久。据说他当年刚从安徽大学中文系调回，一家老小分别三年，终得团聚，彼时物质待遇得以改善，政治环境也稍为宽松，所以他的心情十分愉快、开朗，与我们相处也十分融洽，在课堂上常可听到他的高声朗读和谈笑的声音。
    正是在章、刘两位导师的影响下，我暗暗立下了要像他们一样做一个研究古典文学工作者的志向。可是事与愿违，毕业后，分到了中央广播事业局北京电视台当编导。上世纪六十年代，电视是一门新兴的新闻传媒，与古典文学一古一今相隔甚远，第二年又赶上了“文化大革命”，古典文学与封资修又扯上了关系。由此我放下了从事研究古典文学的念头，与章、刘两位导师也失去了联系，这一“失联”就是二三十年。
    重新与章老师取得联系，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复旦校友会上，学兄唐金海建议一起去看望章培恒老师。章老师已聘为复旦古典文学研究所所长，在古典文学研究中建树颇丰，成为高教部特批教授，后又评为杰出古典文学专家。唐金海毕业后留校任教，专攻现当代文学，颇有业绩。他与章老师，先是师生，后成同事，关系甚密。暌别三十多年，在唐金海的引领下，我来到原本是系图书馆的古典文学研究室。只见章老师风貌依旧，瘦弱的形象没有多大改变，但精神面貌大有不同，一改往昔的严肃、不苟言笑的古板面孔，变得亲和、风趣、幽默多了。聊了好一会儿，他低头看了看表，对金海说，我请你们一起去咸亨酒店吃绍兴老酒吧。按理说学生拜见老师，应该学生来请，但章老师执意要请，只得恭敬不如从命。
    后来听说章老师得了恶疾，靠服用美国进口药治疗，进口药要自费，他的薪金津贴基本都用在了药费上。但是再次见面时，他依然慷慨相邀我和金海到咸亨酒店吃陈年石库门花雕。但是章老师的酒量似乎不大，两杯酒下肚，酒色已红上脸了，望着章老师双眼微醺的神态，不知为什么，脑中突然冒出鲁迅的“余怀范爱农”“先生小酒人”的诗句。
    与刘季高教授重逢，也是在复旦校友聚会期间。刘老师年事已高，学校活动早就不参加了，打听到他仍住在西康路，记得求学时代曾登门求教过，凭着模糊的印象，我居然摸到了他的住处。时过四五十年，他仍住在这座石库门破旧的三楼上，因年代久远，楼板多有朽烂，上楼时地板吱呀作响。上得楼来敲开房门，只见刘老笑着迎上前来，我紧紧握着他的双手。环顾室内，一张红木书桌上放了一盏绿色灯罩的台灯，一个塞满了大、小型号毛笔的笔筒，书桌上还放着一本正在翻阅的线装书。室内陈设简单，因居室不大，连书柜也容纳不下，只得移到室外走廊上（殊不知书柜中竟藏着数千卷明清版本的线装书，刘老逝世后，这些珍贵的古籍，遵照他生前的遗愿，全部捐赠给复旦图书馆）。一位德高望重、教龄长达半个世纪的堂堂复旦老教授，居然住在这么简陋的住房中，不由感慨系之。
    刘老似乎发现我的不平之色，笑着说：住惯了老地方，熟门熟路也方便，人老了，也不想动了。我问他与谁在一起生活？他回道，大女儿一直与他们一起生活。可是两次登门拜访，我始终未见师母和师妹。事后才从师妹刘芳荪的文章中获知，师母“晚年患有多种慢性病，活动不便，有时卧床不起。父亲亲自照料，吃饭服药，穿衣起坐，毫无怨言。我们多次提出要请保姆，父亲都不同意”。（见《我心中的父亲》）难怪两次都未见家人，原来师母病卧在床，不便见人。
    师生相叙，刘老自然要问我的工作生活情况。我递上刚出版的《张大千艺术圈》请他指正。他也从书桌旁取出《东汉三国时期的谈论》《斗室文史杂著》两册刚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著作，题款赠我。可别小看这两本薄薄的著作，它可是刘老一生独具慧眼、另辟蹊径的学术思想的结晶呀！诚如王运熙教授在《悼念刘季高先生》一文中所评：“刘先生在中国古代文史方面具有深厚的根底，广博的知识。自先秦汉魏下逮明清，均有所论述。他的学术著作，在其生前出版的《东汉三国时期的谈论》《斗室文史杂著》两书，虽篇幅不多，但均有创见”“谈论这一现象，在中国思想史、文学史、风俗史上均具有价值与地位，本书首次对它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述，因而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饮水思源。半个世纪以来，我的成长和些许进步，无不蕴藏着章培恒和刘季高两位导师的指导和教诲。而今两位导师都已仙逝，写作此文以表缅怀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