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版本的《书衣文录》
    一
    孙犁一生，酷爱读书；尤其是他“惜书如命”，有口皆碑。
    他的《书箴》这样说：“我之于书，爱护备至，污者净之，折者平之，阅前沐手，阅后安置，温公惜书，不过如斯。”他是言行如一的。
    他爱护书籍，从小时候就学会了给书包书皮，即用牛皮纸给书包装一张保护书的皮——孙犁叫它“书皮”，以防止被污染、被撕毁、被破损；即使读过几遍，书籍还能完好如新。
    我国古代，书——好的书，常常有题跋、识语等等。这是藏书家、鉴定家直接写于所藏之书的首尾。所写的内容，不外乎书的得失及其来龙去脉，和个人的读书心得，拟研讨的问题等。后世之人，可以根据书的序、题跋、识语等，了解该书的成书过程、写作缘起，以及其流传过程和被修改、增删等情况。对更古的书，还要辨别其真伪，被篡改否。书籍是文化的载体，珍惜书籍就是对祖国文化的尊重。
    对于古代读书人的这一传统，孙犁给它作了改造、更新和发展。即他从不把字直接地写在好端端的书上，而是写于书皮上；他不仅写了“题跋、识语”，还写上了个人的心路历程、国家大事、社会生活、日常见闻，以及气象物候等，可以说包罗万象，无比丰赡。虽然是片言只语、一鳞半爪，却是窥一斑而见全豹，尝一脔而知全镬之味。由此，他独创了一种新的写作样式——“书衣文录”。
    “文革”初期，孙犁的藏书被查抄走了。他是书籍大户，他的书曾被运了好几汽车。1972年，书籍发还了，但许多书籍，被捆绑、折腾、抛掷，弄得破损不堪，他看了非常痛心。于是，他到处收集废旧的牛皮纸，如向报社摄影组的同志索取用过的大信封；也有的同志干脆把旧的牛皮纸塞入他的办公室抽屉里；还有的同志买了成捆的纸给他送到家里。他自己也让家里人买过纸，再有看到包装水果的纸可利用，立即倒出水果，裁纸包装书籍。像妇女做针线活一样，一本一本把破烂、污损的书籍包装上一件外衣。
    孙犁在很长时间，包装旧书，他说完全是“消磨时日，排遣积郁”——这样的话，在“书衣文录”中，多次出现。但是，他在题写书名、作者、卷数于书衣之上，同时“偶有感触，虑其不伤大雅者，亦附记之”，“内心有不得不抒发者”，也不时地流露出来。这样，他在书衣上所写下的文字，“实彼数年间之日记断片”，“藉存数年间之心情行迹”。这些东西，都是他在“身处非时”，以特殊形式发出的呼声。也是他的“蝉鸣寒树，虫吟秋草，足音为空谷之响，蚯蚓作泥土之歌”。他的“书衣文”，随手而写，不拘一格，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日常生活，思想感情，所见所闻，所思所感，无所不包。虽然在形式上，不是杂文，也不是随笔，甚至不成文，但却蕴含着深邃的思想和真挚的感情，而且语言轻松活泼，不乏睿言隽语。
    “书衣文录”已是研究孙犁晚年思想发展变化，最主要的、不可或缺的资料。
    二
    现在收集到的“书衣文录”，最早的写于1956年、1965年，寥寥几则。大量的是写于1972年到1976年，即“文革”的后五年，其中1975年写的最多，有一百多则；“文革”结束后，他依然延续着写了下来，迄于1995年再次患病。
    “书衣文录”的写作，孙犁最初并未想到公开发表，也不想把它藏之名山，只是改革开放之初，“思想解放之期，文路广开，大江之外，不弃涓细”。在报刊编辑纷纷向他约稿时，他才“略加整理，以书为目，汇集发表”。最早发表《耕堂书衣文录》的是《天津师院学报》（1979年第一期）、《长城》文学丛刊（1979年第二期）、《长春》（1979年第十、十一期合刊号）、《河北大学学报》（1980年第一期）、《芙蓉文学丛刊》（1980年第一期）、《柳泉》文学丛刊（1980年第一期），都是一些知名度不是很高，也不是广为流传的大型刊物。以上，大都是写于“文革”期间的；此后，陆续在各地报刊上发表的，有许多是新写作的。
    “书衣文录”第一次收入单行的集子，是1981年6月出版的《耕堂杂录》（河北人民出版社），随后，当年8月，出版了《孙犁文集》（共五册，百花文艺出版社），亦收入了同样的内容。再后，随时发表的就随时收入了孙犁当年出版的散文集子，计有《陋巷集》《无为集》《如云集》等。1992年出版了《孙犁文集》（珍藏本，共八册，百花文艺出版社），续编三收入以后发表的“书衣文录”。1995年，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的《孙犁散文》（三册）亦收入了“书衣文录”。2004年出版的《孙犁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和2013年的《孙犁文集》（补订版，共十册，百花文艺出版社），共十册，都收入“书衣文录”，但都没有更多的内容。
    《书衣文录》的第一个单行本，是1998年征得病中的孙犁同意，由刘宗武编选，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2013年，纪念孙犁诞辰一百周年，作了部分修订、补充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次出版。
    我对孙犁的“书衣文录”情有独钟，始终有强烈的兴趣和真诚的爱好。我喜欢他是性情中人，敢于流露自己的真情实感，说的都是真诚、实在的话，毫不做作，毫不装腔作势，以哗众取宠。从其中，我发现了他的生日，前后四次，与津门的年轻朋友为他祝寿（有一副寿联，很多人与孙犁在其前合影）；我曾请他把在“书衣文录”中的“书箴”写成斗方，裱装起来，置之案头，时时默诵，铭记于心。我还为他的“书衣文录”拍下书影。在他1993年大病之后，康复得很好，1994年夏，我给他拍了十一幅“书衣文录”的书影，有三则没有发表，第一次编单行本时就收入书中。在他去世之后，我随着电视台拍纪录片时又乘机拍到一些“书衣文录”的书影。我一直期待着看到“书衣文录”的全貌。
    2015年5月，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孙犁的《书衣文录》（手迹版），令人感奋，但我细阅之后，发现全书收入的并不完全。且不说已发表的“书衣文录”不是都有手迹——是不是它们都不复存在了，还是别有原因；即以我不久前拍摄的许多幅“书衣文录”书影（手迹）书中也没有。就我所知，孙犁在世时曾把有“书衣文录”的书送过人，例如，《天津杨柳青画社藏画集》一书，我是从石家庄孙犁大女儿孙小平家里拍到的。所以这个版本的手迹，不是很全的。不过，孙犁的藏书我也了解大概，再有也不会太多了。
    我很想把已出过两次的《书衣文录》，据“手迹”补充、订正，以期给读者一个全新的版本。刚好“星汉文章”约我再编《书衣文录》，可谓正中下怀，不谋而合。
    下面，把据《手迹》再编的《书衣文录》有关问题向读者交代一下：
    一、凡有“手迹”的“书衣文录”（包括我拍摄的），以前没有发表，一律补入。有的仅仅是书名、包装日期，或××赠等，并无实际内容。因此，孙犁没有发表它。孙犁生前曾为自己的藏书编过一个书目，后来给了出版社的一位编者，可惜迄今不知去向。所以，有了这些书名约略可知孙犁还收藏了哪些书，为研究他晚年的思想变化提供参考。有“××赠”等字样，可见孙犁多么重视友情，受人之赠，念念不忘。
    二、凡公开发表时删去的文字，一律补上；凡改动的文字，也按“手迹”改过来。我对照了一下，删去的或改动的，都无紧要的事，“无关宏旨”，也不伤作者原意。只是以前没有公开个别人的姓名，今已时过境迁，一切都随着时间消失了。有的文字，是发表时加上的，也都保留着。读者有兴趣不妨新旧版对照着看看，可知孙犁如何遣词用字。
    三、今次编的《书衣文录》，从“手迹”本补入141则，从刘宗武拍摄的书影补入7则，共148则。
    四、我是尽力“按写作年月”，编排“书衣文录”的顺序，以保持“日记断片”的风貌；极个别的地方，由于“手迹”不够完整、清晰，可能不够准确，希望得到新的资料，以便纠正。
    五、与旧的相比，这是个最新的、比较完整的“书衣文录”版本，但不能说是万无一失的。或许还有极少“书衣文录”，有待发现，有待补充。
    六、本书附上孙犁包装好的书籍并写上“书衣文录”的图片，可供爱书人学习、欣赏，学着孙犁那样爱护图书。
    （此文为即将出版的《书衣文录》增补本编后记，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