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在作画
    
    汪曾祺画《杜鹃》
    
    感谢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的信任，委托我编辑这本汪曾祺先生的图文书。我很乐意做这么一件事，我以为这是对汪先生逝世二十周年最好的纪念。
    这本集子里的一百多幅书画作品，绝大部分选取自《汪曾祺书画集》（2000年印制，非卖品），也有极少数的几幅，来自其他地方。书中所选文字，都摘自汪曾祺出版的书籍，以他生前出版的为主，主要来源为《汪曾祺短篇小说选》《晚饭花集》《蒲桥集》《晚翠文谈》《汪曾祺自选集》《当代散文大系：汪曾祺卷》《老学闲抄》和《矮纸集》等，之所以这样考虑，主要是为了更忠实于先生最初版本的文字。
    那么，选择配画文字的原则又是什么呢？
    一、尽量使图文呼应，形成一种对应关系。所选文字多少与图有某些联系，要么是他生活过的或去过的地方，日后既有用文字回忆的，又有用书画表达的，比如关于张家口，他画了野芍药，又写了散文《坝上》；他画了昆明的火炭梅，又在《昆明的雨》中写道：“雨季的果子，是杨梅。卖杨梅的都是苗族女孩，戴一顶小花帽子，穿了扳尖的绣帮花的鞋，坐在人家阶石的一角，不时吆喝一声：‘卖杨梅——’”等等。要么某一件事文章写过，后来画或书法中，也有同样的表达。比如他画竹，题“胸无成竹”，而在散文中又谈到“郑板桥反对‘胸有成竹’，说胸中之竹，已非眼中之竹，笔下之竹又非胸中之竹。”（《创作的随意性》）比如他晚年画李长吉，而大学时期在昆明他就写过“读书报告”《黑罂粟花：李贺歌诗编读后》等。好在汪先生每有书画，都是抒发自己的情怀（他几乎很少写“成句”）。诗，多为自己的诗；画，也多为他亲见的。这些内容，书中占多数。
    二、部分读者熟悉的篇章中的文字。比如《大淖记事》《受戒》《异秉》《陈小手》和《葡萄月令》等。摘录的部分是我以为比较精彩的段落，或者说是某篇中的“眼睛”。当然这也是见仁见智的事情。
    三、一些短文。汪先生有一些极短的文章，也就几百字。比如，《荷花》《下大雨》《题画二则》，对这样的文章，我就全文照搬了事。
    四、先生的旧体诗。
    编这个集子让我颇费了一番踌蹰，主要是在图文互见上费神费事。虽然我对汪先生的各类作品算是比较熟悉的，但真找起来，在他几百万字、几百篇文章中去找，还是很费事。有的似乎记得是在哪本哪篇中，真去找，又没有。反正自己肯定在哪看过，于是满书柜中去翻。汪先生虽然作品量不算大，但后来书的版本太多，版本之间又相互重复，因此查找起来就成难事。有时为某一句话，翻阅几个小时无果，只有放下。
    因为对先生的作品极为喜欢，所以做这样的工作也不嫌累。晚上下班，别人匆匆走了，我则尽量留下，这时候我一个人，是最安静的时候。可是一旦进入工作状态，一不留神，就是几个小时，只恨时间太快，日子太短。有时周末，到办公室摊一个大摊子，整幢楼都是我的，真有“虽南面王亦不易矣”之感。——这时候你最好不要来请我吃饭。
    因为是选取片断，因此就需要大量复印，还要使上剪刀和糨糊。对于剪下要用的，我妥善保藏；而对于那些剩下的，我都舍不得丢掉。我把一个一个七零八落、剪得缺缺丫丫的纸片，又“规整”得方方正正，摺好，有的揣在上衣口袋，有的揣在裤兜里，随处放一点（也是边角料利用，一笑），好随时取出一看。
    关于书名，就拟定为《四时佳兴》。汪先生生前多次写过宋儒的这两句诗，也在自己的文章中引用过：
    万物静观皆自得
    四时佳兴与人同
    “四时佳兴”这个题目，在汪先生与著名漫画家丁聪先生合作的《南方周末》专栏中也曾用过。当年题目也为先生所拟，并书以作为专栏的刊头。现直接移来，作为书名，我想是合先生心意的。
    今年是汪先生离开我们整整二十年的日子。
    认识先生时我才二十多岁，如今我鬓角也已斑白。真是人生苦短。前不久微信上传一个段子。虽然段子是俗气的，但也不无道理。说是人生就只有“三晃”：一晃大了，二晃老了，三晃没了。我现如今已“晃”了“两晃”，噫唏！——“譬如朝露”呀！说这个话，也只是感叹光阴易逝，并无悲苦之意。生活中还是快乐的时候多，比如读汪先生的书，就是一种甜美的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