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前驻英大使马振岗参观彭斯故居，彭斯的故居就是这排低矮的房屋
    开栏的话：
    在这春末夏初、风光如画的五月，北京将迎来一次外交盛会。5月14日至15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将在京举行。
    一带一路都包括哪些国家，中国与这些国家发生过哪些外交故事，当地的社会生活与文化有哪些特点？这些内容都可以在今起推出的“外交亲历”栏目中找到答案。
    “外交亲历”是本报与外交部老干部笔会（简称外交笔会）联合推出的以回忆类文章为主的栏目。外交笔会的成员均为外交部资深外交官，他们长年驻外，亲自参与和见证了中外交往的诸多细节，而且对驻在国的社会生活与文化特色有深入的了解。相信通过他们的笔端，读者能对我国的对外工作和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有更深的了解。
    4月29日上午，从英国伦敦始发的中欧班列，穿过整个欧亚大陆，缓缓驶入浙江义乌，这意味着英国已经成为一带一路上的重要支点。
    英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相信读者们都很了解。而笔者曾经担任过驻英大使，加上在上大学时就是英语专业的文学爱好者，和英国文化界有些交流。这篇文章就结合笔者的经历，介绍一段苏格兰著名诗人“彭斯”在中英交往中的趣事。
    从18世纪到19世纪，是英国文学史上的辉煌时期，出现了一大批世界闻名的作家、诗人和剧作家，他们像灿烂的明星，在英国文坛上相互映辉。其中有四名几乎同期的年轻诗人，在短暂的人生中，留下了许多不朽名篇，他们是彭斯、拜伦、济慈和雪莱。严格说彭斯与后三人不能算同辈人，彭斯在1796年去世时37岁，那时拜伦才8岁，济慈和雪莱还是婴儿。但四人却有很多共同之处，都是才气横溢，诗作富有想象，浪漫主义色彩浓厚，充满活力和对自由的向往和追求，遗憾的是都寿命不长。济慈在1821年病逝时只有26岁，第二年刚到而立之年的雪莱辞世，拜伦1824年逝世时仅36岁。上苍赋予他们赋诗的天才，却吝于给他们生存的时间。
    我对这四位诗人都殊为喜爱，而对彭斯更加青睐。他的诗多采用苏格兰民歌曲调，简朴豪放，富有音乐性，情感真挚浓厚，读起来绝无矫揉造作之感，因为他的诗句歌声是“不由自主地从心底里涌出来”的。喜欢归喜欢，但我从未对他和他的诗作进行过认真研究，只是个普通爱好者，更谈不上“专家”。不料在英国当大使，却让我过了一把 “彭斯专家”瘾。
    意外之外的“彭斯”专家
    1999年4月中旬，我到爱丁堡参加英国外交大臣的一次活动。总领馆同志听说我来英两年还没去过苏格兰高地，建议我利用周末时间去游览一下。11日，我们夫妇和使馆一位同志清晨乘车出发，沿着崎岖的山路行进了两个多小时，来到久已闻名的旅游胜地莱蒙湖。一望无际的碧蓝湖水仰卧在崇山峻岭之中，独特的湖光山色令人神往。沿湖边不远，有几处零散的房舍，多是手工制作风笛等传统苏格兰民间工艺的作坊。在湖边饱览苏格兰高原风光后，我们没有按来路回返，而是绕道经过格拉斯哥，南下到了诗人彭斯的故居阿洛韦。
    阿洛韦是个人口不多的小镇，那天又下着沥沥细雨，街上罕见人踪，更显得安详而静谧。镇子不大，彭斯又是当地引以为傲的名人，我们没费多大周折就找到了彭斯的故居。临近一看，令我惊叹不已。这里既没有豪华的人为粉饰，也没有炫丽的烘托建筑，而只是一所约十来米长的低矮而陈旧的茅草房。有两扇木制的深棕色门和三个窗户，因为不是开放期，门紧关着，窗板虽是敞开，但里面挂着厚厚的窗帘，看不到房里的状况。这所房舍是彭斯的父亲结婚时建造的，夫妻共生育了七个孩子，彭斯是长子，在这里生活了六年。
    离此不远的对面是一座不大的精致花园，园中心矗立着彭斯纪念碑，坚实的花岗岩台基上，有8根环绕的大理石柱，支撑着穹顶的圆亭，周围是繁茂的花草树木。在附近那些低层建筑的衬托下，显得颇为高大巍然。与故居隔街相邻有一排红瓦的现代平房，是彭斯纪念馆，里面陈列着彭斯的手稿和介绍他的材料，但主要是销售与彭斯有关的书籍和纪念品。我浏览了一圈后，买了一本彭斯全集，650页的精装本，才6个英镑，原价是12.95英镑。馆长告诉我，这是特价，供大家做纪念。我打开一看，扉页上果然贴着一个纪念标签，上面还有馆长的亲笔签名和购买日期。
    我和馆长聊了会，正准备出门上路，当地一名记者却匆忙赶到要采访我，也不知他是如何得到的消息。见他冒雨赶来的辛苦样子，我不好推拒。问题只有一个：中国人知道彭斯吗？我回答说，许多中国人不仅熟知彭斯是苏格兰最伟大的一位诗人（苏格兰人的民族自尊心很强，不喜欢把苏格兰名人说成英国人），而且还很欣赏他的诗歌，就连我自己，也能背诵他的几首诗。他闻听后，立即恳求我念一首。我便朗诵了一段大学时学过的彭斯名作《一朵红红的玫瑰》。他还不肯走，我只得又轻哼了几声《我的心在高原》那首歌，他才心满意足地离开。这是大学时我从张振先老教授那里学来的，他嗓子特棒，经常用英文演唱这首歌。听多了我也能唱上几句，不想这次却帮了我的忙。也许很少有外国大使来这个偏远的小镇，或许是我的回答感动了他，这位记者回去写了篇详细报道，特别提到“没有料到，中国大使还是一个彭斯专家”。
    应邀到学会作主旨演讲
    回到伦敦不久，我收到一位英国老人寄来的一本《英译彭斯佳作》和一封信。信中说，他也是一位彭斯爱好者，从报纸上获悉中国大使是彭斯专家，很激动。他估计我读不懂彭斯诗作的苏格兰原文，特意把自己珍藏的英译佳作这本书赠给我，希望对我研究彭斯有所裨益。他还随信寄来那篇报道的剪报，我这才知道被人封作了“彭斯专家”。我赶紧回了信，对他赠书深表感谢，并老老实实告诉他，我也只是个彭斯诗作的爱好者，专家的称号实在不敢当。
    不想事情到此尚未完结。在9月的一次宴会上，英国外交部中国司一位官员找到我说，他是彭斯学会伦敦分会的会长，分会在每年1月25日彭斯诞辰那天都要举行纪念晚宴，并邀请一位彭斯专家做主旨演讲，他代表分会邀请我做下一年聚会的演讲人。我一听脑袋就大了，彭斯学会会员必定都是对彭斯有研究的人士，我这个冒牌专家怎敢给他们做报告，那可真正是班门弄斧了。我正要进行解释，他却恳切地请我一定要“赏光”，还说：我们知道你是这方面的专家，就别谦虚了。他老实告诉我，会员有各行各业人员，都是彭斯的敬慕者，但不一定读过他多少诗。事到如此，我也难再推辞，再说这也是做外交工作的好机会，便硬着头皮答应下来。
    从11月开始，我便认真做起“专家”的作业。我从内心感激那位赠书的老人，如果没有他送的那本英译本，我纵有天大的本领也没法读懂那一行行苏格兰文诗句。两个多月时间，我一有空就翻阅那本英译本彭斯诗集，把可能要引用的句子摘录下来。人们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写诗也能吟”。我连续读了彭斯100多首诗，多少也体会出一些味道，感到踏实了很多。
    2000年1月25日是彭斯诞辰241周年。当天晚上，我带着准备了好久的讲稿，和夫人来到会场。放眼一看足有百十号人，一个个看起来都是蛮有教养的样子。我因为下了一番苦工夫，倒也不感心虚。会长致了简短的开场白，并把我介绍给大家，然后我在热烈的掌声中开始演讲。
    从诗作引申到中英关系
    我结合自己喜爱彭斯的过程，介绍了彭斯作品在中国流行的情况以及对彭斯的评价。我随后提到，彭斯在著名的《一朵红红的玫瑰》诗中，以“直到海洋枯竭”和“直到岩石被太阳熔化”比喻坚贞的爱情，中国诗歌中也同样用“海枯石烂”表达爱情的忠贞不渝，说明中英两国人民具有同样的情感。我由此转到中英关系上，强调中英之间有许多共同点和共同利益，两国应当加强合作与交流，共同创造更美好的未来。我在讲话中几处引用了彭斯的诗句，显然引起了听众的共鸣，他们报以会心的笑声和热情的掌声。
    讲演之后开始用餐。是苏格兰菜，道数不多，量却很大。其中有一团黑黑的东西，据说是典型的苏格兰农村食品，好像是牛羊肉拌着谷物做成的，掺了不少莫名其妙的佐料。见周围的人都吃得津津有味，我也尝试一些，不算可口也不难吃。席间人们不断用苏格兰威士忌相互祝酒，我不能饮酒，幸好英国人不硬行劝酒。宴会结束时，所有的人都站起来，两臂胸前交叉，手和手握在一起，高声合唱起彭斯那首享誉全球的《友谊地久天长》。男声，女声，高音，低音，大家放开歌喉纵情地唱着，形成一支气势宏伟、热情洋溢的友谊交响曲。
    这件事还真使我有了点“名气”。我去爱丁堡会见苏格兰行政长官米利奇时，他一见面就热情地对我说：“听说你对彭斯很有研究，我也是他的爱好者，找个时间咱俩切磋切磋。”告别时，他送了我《彭斯书信全集》和《彭斯生平》两本书。听说此人对中国不太了解，我想趁机对他做些工作，就邀请他到伦敦去使馆吃饭，他立即表示：“我一定会去，可以利用那个机会交流阅读彭斯的体会呀！”遗憾的是他不久因故辞职了，我们这个约会一直未实现。
    彭斯是个出色的诗人，世界闻名。彭斯学会是个群众性的组织，各地分会很多，会员遍及英伦。我常想，我国历史上出色的诗人成千上万，如果也有像“屈原学会”、“李白学会”或者“三苏学会”、“陶渊明学会”这样一些群众性组织，通过普及我国优秀的古典文学作品，既可熏陶人们的精神修养，又能陶冶情操，进而提高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如果能把对中国文化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诗词家、剧作家、小说家等等，通过业余爱好者的努力使其著作普及、流传，不仅在中国，而且推向亚洲，推向世界，使国外的人都能像熟悉莎士比亚、狄更斯、雨果、托尔斯泰、海明威那样，也知道我们中国著名的古今文学家，让他们更多了解和尊崇中华文明，那该多好啊！
    （本栏目由晚报与外交笔会合办）